疯狂敛财的“小站”

（上接第一版）5月20日，调查组开始“收网”，对该站原会计徐飞立案审查。徐飞主管财务，是关键“知情人”。抓住这个关口，必然“纲举目张”。

县纪委迅雷之势，让左延官一伙诚惶诚恐。

在接受审查之前，徐飞将严重违纪违法的主要书面证据付之一炬，并与左延官、陈亮（原副站长）、贾永彪（原副站长）等人进行多次串供，对抗调查，甚至“走访”多户渔民企图“封口”。在对徐飞审查期间，左延官如坐针毡，寝食难安，四处打探“消息”，甚至鼓动、唆使有关渔民，到县纪委“翻供”，索要谈话笔录。

6月5日，县纪委决定对左延官立案审查。“双规”后，左延官又给调查组“下马威”：高血脂、高血糖、囊肿等等，声称数病缠身。其家属甚至“透风”：左延官有“心脏病”。

事实上，左延官“设计”，无非是想捆住办案人员手脚，给调查设置障碍。然而，调查组并非“吃素的”，而是“对症下药”，立即安排医生为其进行认真细致的全面体检，揭穿了左延官“病情”真相。即便如此，调查组仍注重办案安全，安排驻点医生一天两次对左延官进行体检，让其按时按量服食药物，时刻观察其病情。

归案后的左延官，先矢口否认，再“装聋作哑”，后“挤牙膏”式供述。调查组采取“关爱暖心、政策攻心、分析案情贴心”的“三心”策略，扫除障碍，突破防线。无计可施的左延官，最终流下了悔恨的泪，向组织彻底交代了一切。

渔政站日常工作分两组进行，除左延官、徐飞、郑淮海（原办公室主任）、金伟（原会计）等人一组外，还有陈亮、贾永彪、蒋如军等人一组。要查清整个窝案全部事实，收费员蒋如军至关重要。

于是，县纪委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则，在渔政站召开了一次“动员会”，说明了组织调查决心和宽严相济政策，希望其余同案人员能自动投案。但蒋如军等人仍心存侥幸，无视法纪，继续“坚守”。6月25日，调查组再次果断出击，对蒋如军立案审查。见“大势已去”，蒋如军不得不放弃抵抗，“从实招来”。

调查“旋风”愈刮愈烈，陈亮、贾永彪、郑淮海、金伟再也坐不住了，在7月12日至19日期间，先后到县纪委投案。

至此，花园湖边长期“搜刮”渔民的一群“鱼耗子”，一个不漏，收入“法网”。

玩起“空手道”，“巧吃”油民款

那么，被“一锅端”的“小站”，又是如何走上覆巢之路的呢？

这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站长左延官。

左延官，有“纯洁”的过去。1979年至1984年，在凤阳县林业局江山苗圃厂工作。1984年入党。1984年至2006年，在凤阳县花园湖湖泊管委会（渔政站前身，2006年更名）任渔政检查员。2006年至2010年3月，任副站长。试用一年后，2011年3月“扶正”。

“看到外面的人发财了，都比我强，我也想搞点钱，来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年近半百的左延官“看破”世道，似知“天命”，似有“苦衷”。

于是乎，左延官开动脑筋，盘算着从哪里“下手”。

渔政站是县农委下属的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管着4万多亩的水面，集中在花园湖凤阳县水域和淮河枣巷段。每年，渔民要向站里缴纳承包费。自2012年起，收取标准上调至40元一亩。收款全部上缴到县财政局的渔政站账户。财政按比例返还，用作站里人员工资和福利等。

这个“利好”，“明白人”左延官自然不能放过。

左延官指使徐飞等人，“收钱不开票，不入账”。在此授意下，2010年至2013年，25万元的水面承包费便“浮上了岸”。除少量用作站务开支外，绝大部分被左延官和“心腹”瓜分。

尝到“甜头”的左延官，“意犹未尽”。

近年来，国家心系民生，向渔民发放燃油补贴。2009年之前，是现金发放，此后打卡。这项惠民政策，无疑，又给一门心思攒钱的左延官提供“契机”。

2011年3月，渔政站统一为渔民办理燃油补贴银行卡，并由站里集中“保管”。发卡之前，左延官召集部分人员商议“对策”，最终确定以扣留方式截留。国家油补下发后，收费员从扣留的油补卡中取出补贴款，全部或部分截留，然后将剩余款以现金形式发放给渔民。左延官头脑“灵光”。在为渔民上报燃油补贴信息时，又安排下属以渔民名义虚报渔船数量和功率，骗取国家油补。几年来，渔政站如法炮制，截留、骗取油补约65万元。用途“单一”——更明显，多数私分，少量“消费”。

对于一些比较“聪明”的渔民，左延官则与他们联手共同骗取上级下拨资金。水面养殖户宋某因承包水面较小，可领取的水产精养项目补贴也较少。为此，左延官主动“点拨”宋某，把其余养殖户的水面一并列入宋某名下，共同申报补贴。随后，在左延官等人帮助下，宋某以其名义申报水产精养项目，成功套取国家补贴资金15万元。宋某为感谢左延官帮助，在分给其余养殖户一定补贴资金后，送现5000元，并每年大小节日主动送给渔政站工作人员一定数量水产品“打牙祭”。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渔民怀疑油补发放可能存在“猫腻”。左延官为掩人耳目，便使出“阴阳卡”把戏：为渔民办理两张银行卡，一张用作国家发放油补，扣留在手，另一张发放给渔民。当补贴到账后，他们将钱取出，截留部分补贴，随后将剩余款项打进渔民手里的另一张银行卡里。

一旦有“机会”，左延官从不错失。这几年间，左延官利用职务之便，在渔民申报国家燃油补贴、水产精养项目补贴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先后收受4人财物共计3万余元。当然，只要有人送，左延官“当仁不让”，悉数笑纳。

左延官把渔政站当成了自己“家”。2012年、2015年，养殖户宋学红（已被检察机关刑事立案）以做鱼饲料生意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向左延官借钱。左延官安排公款20万元给宋学红进行营利活动。2013年，蒋某某以做柴油生意需要周转资金为由，向其在渔政站的胞弟蒋如军借钱。蒋如军征得左延官同意后，挪公款10万元给蒋某某。

左延官，是“群鼠”“致富”带头人，当然不能“亏待”自己。每次得手分赃，左延官都“大拿”。仅几年之内，左延官“吸金”已高达30余万元。

“山高皇帝远”，无法又无管

渔政站，本是维护渔政法规、保护渔业资源、全心服务渔民之所。但是，左延官等人却把这里作为自家的“聚宝盆”，当成“潇洒”的“俱乐部”。人们不禁要问，这“渔政之舟”因何轰然倾覆？反腐倡廉怎样在常态中起到实效？

位置“边缘”，让监管疏忽乏力。渔政站是县农委下属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同时接受县水产局业务指导。行政架构上，处于上级部门监管边缘，同时该站位于距离县城50公里之外的花园湖畔村庄里，距离遥远也弱化了监管力度。渔政站虽有一系列制度措施，但并没有贯彻落实，出现了“群众监督太软、部门监管太远、审计监管太晚”现象。调查显示，渔政站在财经制度上，存在设立“小金库”问题；在资金管理上，随意挪用公共资金；在渔业政务上，不公开、不透明，躲避群众监督。

财务无序，让贪占公款“钻空”。渔政站主要收入，包括向渔户收取的水面承包费、水面资源费、船检费、渔业互保费等费用的返还款。按照规定，收入均应上交至县财政局渔政站账户。渔政站所有支出需按照正常程序报销，支出票据先由会计造表或填写报销单据，报站长审批，后由会计到县财政局报账、领钱。正常情况下，渔政站收大于支，仍有结余。然而，由于财务管理上缺乏有效监督，早在2011年，渔政站工作人员就商议私设“小金库”，以左延官名义办了一张信用社银行卡，做起了“账外账”。渔政站将截留骗取国家燃油补贴款、违规收取渔户水面承包费等费用，存入“小金库”，供其大肆挥霍，并予私分，甚至挪用。

用人唯亲，让渔政沦为“家政”。左延官，“扎根”渔政站31年。可以说，整个渔政站是围绕其打造起来的一个“亲情网络”：原办公室主任郑淮海，是其表侄；原收费员蒋如军，是其妻弟；原副站长陈亮是其表弟；左宗帅是其儿子。左延官通过“打点”，将左宗帅“借调”到县水产局。“有其父必有其子”，2014年，左宗帅因购买弹药被逮捕。左延官平时作风粗暴，行为暴烈。徐飞在接受审查时这样“评价”：很霸道，站里的一切都是他说了算。有5人是“一家人”，1人长期“吃空饷”，这样的单位“出事”，自然“顺理成章”。

教育缺失，使贪婪私欲膨胀。在金钱面前心理失衡，在权力面前“法纪失忆”，是涉案人员共同特点。渔政站9名工作人员，在岗8人全是共产党员，然而却没有成立党支部。各项党员学习、教育基本没有，廉政教育严重缺失。此外，渔政站工作人员大都初中文化，文化程度偏低，个人素质较差。在私取渔户油补卡里资金时，左延官说：到时候到自动取款机上取钱，查不到交易记录。如此的无知，让人啼笑皆非，更让同伙竟信以为真，做起了掩耳盗铃的违法勾当。

渔政站这样的基层站所直接与群众打交道，是党和国家惠民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和贯彻者。窝案不仅给国家带来严重经济损失，还直接损害党和政府形象，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其他基层站所要引以为戒，比照类似问题进行自查自纠。同时，监管关口要前移，不留死角，做到用人上避亲用才、财务上严格审核、监管上不留空子，真正绷紧反腐倡廉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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