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比马云还要红步鑫生为何凄凉收场

1984年2月26日晚7时25分，央视中断了正在播送的国际新闻，改而临时插播中央关于肯定步鑫生改革精神的消息。

那是步鑫生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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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步鑫生出生在钱塘江口海盐县一个裁缝世家。步家裁缝铺在当地原本赫赫有名，但步鑫生9岁时，父亲病逝，从此家道中落。步鑫生11岁才上小学，他体弱多病但活跃好动、多才多艺。步鑫生辍学后跟着堂哥学裁缝手艺。他聪明好学，技术一流，小镇上有头有脸的人，都喜欢找他做衣服。

1956年国家搞“公私合营”，步家的荣昌裁缝铺就此合作化。22岁的小裁缝成了武原缝纫合作社的负责人。两年后他在“大办钢铁”运动中被调任至安吉县邮局晓丰支局，直到1962年，才重新回到红星服装社（海盐衬衫总厂前身）做裁剪师傅。

红星服装社是家县属集体企业，十几年发展毫无起色。改为海盐衬衫总厂后经营僵化，养了诸多闲人。步鑫生看不过去，当车间主任时，他就提出建议：多劳多得，要在工资上进行奖励。1979年，业务突出的步鑫生当上了海盐衬衫总厂负责生产的副厂长，两年后升任厂长。他盘算了多时的改革措施，终于可以付诸实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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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长的日子更不好过。步鑫生接手的衬衫厂，全厂固定资产只有2万多元，年利润5000元，发不出老工人的退休金。

生产上不去，步鑫生觉得是“大锅饭”搞的鬼。彼时安徽凤阳等地的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已见成效，他活学活用，很快上马了一整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一是借鉴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联产计酬制。做多少衬衫，拿多少工钱，“大锅饭”的僵化体制被打破。尽管是技术出身主管生产，步鑫生在销售上也颇有头脑。衬衫厂以前主要业务是代工，给美国日本生产过衬衫，也做过阿拉伯大袍。但步鑫生认为，贴牌加工利润太薄，“饿么饿不死，发么发不了。”他决定“创牌子”，创了牌子价格就能自己定。

早在1974年，步鑫生就曾带人到上海的衬衫厂参观学习，把服装厂的发展方向瞄准了彼时江浙尚属空白的衬衫业务。掌管衬衫厂后，步鑫生派人常驻上海，研究上海衬衣款式、花型的变化，设计自己的品牌。最早打出名号的是“双燕”牌衬衫，1980年，“双燕”成功闯入时尚前沿大上海，并由此辐射全国20多个省市。此后，同样由海盐出品的“三毛”牌儿童衬衣和“唐人”牌男式衬衣也在市场上打开了局面。

外地服装进到上海市场，步鑫生的衬衫厂是第一家。为了抢占服装销售的制高点，步鑫生在大上海打起了招牌。当时淮海路人民广场只有三个大型霓虹灯广告，一个是三洋电器，一个是中国牙膏，还有一个就是“双燕”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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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30年，步鑫生的破旧立新有太多。他组建了全国第一支厂办时装表演队；他设计厂标、制作厂徽、统一厂服、谱写厂歌，举办一年一度的厂庆；他花几千块在厂门口种植六棵龙柏，为了接待外宾搞了150平方米的现代化自动接待室。某次步鑫生沏了杯绿茶接待来视察的领导，对方大拍桌子：买茶的钱从哪儿来的？！尽管招待费来自厂里卖边角余料得来的费用，但在当时，严格说来依旧不合规定。步鑫生对此的态度是，“红头文件合法不合理，所以我必须要打破它。”在一个四处是条条框框的环境下，“冒天下之大不韪”，他的处境可想而知。

告状信满天飞，说他“比资本家还资本家”。但步鑫生不在乎：这是为了企业发展，企业形象不好哪有客户？没有客户哪有订单？他表示自己很想得开：大不了回家做裁缝。

里里外外到底得罪了多少人，步鑫生自己也数不清。但铁腕改革的成效有目共睹，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企业效益越来越好。据《海盐史志》记载，1983年，海盐衬衫总厂生产衬衫100多万件，工业总产值达到1028.58多万元，利润58.8万元，上缴国家税款49.5万元，分别比改革前的1978年增长4.3倍、4.2倍和2.6倍。

海盐衬衫总厂由此成为海盐县首家产值超千万元的企业，也是当时浙江省最大的专业衬衫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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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做大了，步鑫生这个充满争议的厂长也引起了关注。1983年4月26日，《浙江日报》以《企业家之歌》为题对步鑫生进行了报道，文章占了整整一个二版，基调是对改革者的肯定和赞美。这也是步鑫生第一次听说“改革”两个字。

当年9月，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童宝根了解到步鑫生事迹，他很快深入厂内采访，获得了大量一手材料，当然，褒贬皆有，毁誉各半。童宝根觉得内容有点敏感，不宜发公开稿。11月5日，题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的调查报告以《国内动态清样》的形式发布。内参引起了当时国家领导人胡耀邦的关注，他写下批示：“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对于那些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10天后，内参被改写成长篇通讯，向全国发了通稿。而通讯的“编者按”，正是胡耀邦的这段批示。一时间，全国各地所有党报头版都被步鑫生占据。

事情随后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步鑫生以一贯的专制作风撤了工会主席的职，一时间引发轩然大波。《工人日报》就此发了一篇内参，列举了步鑫生包括“收买记者、自我吹捧”在内的14条罪状。内参再次引起胡耀邦重视，他作出批示，责令新华社会同浙江省委作深入调查。调查结果对步鑫生作出了肯定，称改革需要具备大胆创新精神的人去推动。胡耀邦在调查报告上第三次作出批示：“抓住这个指引人们向上的活榜样，对干部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统一思想，推动经济建设和整党工作。”被这样定为“榜样”之后，步鑫生想不红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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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鑫生很快成了风云人物。

1984年2月26日，新华社再次播发通稿，大力倡导步鑫生的“改革创新精神”；当晚，央视中断了正在播送的国际新闻，播出了中央关于肯定步鑫生改革精神的消息。

“向步鑫生学习”的热潮霎时间席卷全国。1984年3月9日到4月15日，仅新华社就播发了关于步鑫生的27篇报道，共计3万多字。据统计，除了国家领导人，步鑫生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次数，至当时为止仅次于雷锋。

“造神”运动由此轰轰烈烈展开。

1984年5月，经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提名，步鑫生被增补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用过的裁布剪刀被收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全国各地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甚至文艺团体纷纷邀请步鑫生前去演讲、介绍经验；步鑫生还被评为1984年全国十大新闻人物。

步鑫生当时的大红大紫，比如今的马云有过之而无不及。

来参观的人每天潮水一样涌向盐城，有关部门规定，只有厅局级以上的参观者才能见到步鑫生本人，其他人只能被组织起来集体听录音报告。日后叱咤商界的鲁冠球，彼时差点也只能听听录音，最后靠《浙江日报》记者周荣新引荐，才获得了15分钟的宝贵交流时间。

当年的“步鑫生热”，无疑是对特定时代特殊背景的一种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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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步鑫生登上神坛。而这一年，也是他从巅峰滑落的开始。

这一年，西装市场红火起来。主管全省工厂的厅长要求海盐衬衫厂上马一条30万套规模的西装生产线，不久后，一幢6000平方米的西装大楼破土动工。建好后，负债高达80万美元。

更大的危机是，步鑫生的生产线还没建成，全国的西装热已经过去，生产的西装根本卖不出去，他陷入慌乱。1986年，省二轻厅负责人要求生产线下马。步鑫生则要再坚持两年，等到“西装热”卷土重来就能重新抢占市场。双方发生激烈争执，当年9月，步鑫生被送往浙江大学“深造学习”。1987年3月，步鑫生又被要求回厂收拾烂摊子。他立下军令状：给我3年时间，我要使海盐衬衫总厂恢复生机，重新起飞。

未曾想，两天后的清晨，步鑫生从中央电台广播中听到了自己被免职的消息。他再次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只不过，这一次的标题是：《粗暴专横、讳疾忌医。步鑫生被免职。债台高筑的海盐衬衫总厂正招聘经营者》。

被免职后，步鑫生含泪离开海盐，北上创业。这个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彼时连差旅费都十分困难，只能靠亲友资助。他专门选择那些快倒闭的厂子，说，我就是要争气。在北京，步鑫生把一个童装厂改成了衬衫厂，创出了“金宝路”品牌；在辽宁盘锦，他生产出的“阿波罗”衬衣广受追捧；1993年7月，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秦皇岛步鑫生制衣公司出现在渤海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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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4日，步鑫生因患肿瘤切除了肾脏、脾脏。他决定退休，而后定居上海，不肯归乡。晚年接受采访时，步鑫生经常被问到当年“西装上马”一事，他很坚决地表示，西装生产线的错误上马是人为造成的，我步鑫生问心无愧，没有失败。如果一定要说失败，那是某些人头脑发热的失败。企业改革离不开政府提供的大环境，正是政企不分导致了西装项目的失败。

无论成败，这个在经济改革大潮中冲锋陷阵的先锋人物，给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财富。

2013年底，步鑫生癌症复发。熬过了大手术的步鑫生，于2014年6月回到海盐定居，并遵照诺言，将收藏的所有珍贵字画、印石、证书、信件和生活用品等捐给当地政府。其中一幅字画，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卖到了30万美金，而步鑫生的晚年生活，并不富裕。

2015年6月6日7点30分，81岁的步鑫生在家乡嘉兴海盐病逝。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给自己挑选好湖蓝色衬衣、蓝色领带和西装，怕儿孙打不好领带，步鑫生还亲手提前打好，他要最体面地离开这个让他无限激情又无限忧伤、给他至高荣光又给他极大羞辱的世界。（据《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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