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官”溯涵辨义

周元桂

2001年北京开“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曾提议，不要再用“父母官”这一具有封建色彩的称词了。此提议经媒体报道、转载，曾经博得广众的同感，庄然易俗得颇有声势。然而之后却势遏事仍。笔者认为，个中原因应该不是法不权威，而是由溯涵辨义得知无需多心。

古代“县官”的明确定义为：代表皇帝与国家在本县行使管理权力的唯一长官（绝对的一把手）。一般不配副手，大县偶配的县丞、县尉等副手，不能称作“县官”。

自从春秋战国时设立郡、县开始，对县官的称谓曾五花八门了数百年，有的称“县令”，如魏国的西门豹为“邺令”；但陈国称“县正”，鲁国称“县宰”（孔子早年就任过一年县宰），楚国称“令尹”，晋国称“县守”。秦朝继续实行郡县制，并统一了县官的称谓：凡居民达万户以上的县，其县官称“县令”，在万户以下者称“县长”。到了宋代，宋太祖赵匡胤认为县官既是朝廷命官，又属于最底层最前沿的官员，不应称“令”带“长”，给老百姓高高在上的感觉，规定县官一律称“知县事”。时至明初，朱元璋嫌“知县事”称谓绕口，规定县官只称“知县”。元朝设“达鲁花赤”、“县尹”同为县官。前者一定由蒙古人担任，但只过问民族纠纷、汉人犯上作乱等维护蒙古人统治地位的大事。县尹虽是“二把手”，但却行使县官的一切政务职权。约自南宋后期始，社会上出现了“父母官”形象称谓一词。

“父母官”一词，是有其特定内涵的。辞书中“父母官”与“父母国”乃并列称词，“父母国”是“父母之邦”（祖先埋骨之乡）的缩称，寓义“为人须爱国”，已沿用了三千多年。“父母官”则是对管理“父母之邦”官员的形象称呼，意指为官者对祖先境内的百姓，须尽职尽责地搞爱心服务，为民众谋福祉。“父母官”称谓一般指县官（因其直触百姓），称谓所冠的“父母”二字，是为了强调县官的责任、义务之重要也！毫无辈份、尊卑之含义。北宋政治家王禹称（滁州琅琊山“二贤堂”中之一贤）任知县时，有纪事诗云：“万家称父母，百里抚茕茕（孤寡之人）”。王禹称出身农家，了解百姓疾苦，懂得为官者应有“视民如伤”、“爱民若赤”的情怀。清乾隆年间，在山东潍坊任知县的郑板桥，曾写诗自况：“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郑板桥视州官、县官均为“些小”之官，然而责任重大，应以关心民间疾苦、爱民利民为己任。王、郑之诗意同样表达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即现今的“以民为本”之为官宗旨。

古语中的“官”又作“公”解，如汉书有云：“三皇家天下，五帝官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其中的“官天下”即“公天下”，“官以传贤”即为“公以传贤”，亦即“为官”可释义成“为公”。可见古之“官”并非涵指“领导人”，所以时至今日，仍有法官、警官、外交官等概念称谓。“此中有本义，欲辨当溯源”。既知“官”和“父母官”的本义，就懂得这两个用词都不具有封建色彩，对其不一定要噤若寒蝉，适当处偶一用之，反而强化了表情达意之效果。例如，数十年前，人们在称赞焦裕禄时，就有人称他为“真真正正父母官”。这一口碑，听起来不仅不逆耳，反而益增人们对焦书记的怜爱和崇敬之情。

由于古代的县官直接与百姓打交道，其职责繁琐沉重远非州府官员，乃至巡抚、总督所能比。具体而言：县官有教化百姓（兴儒学以施教）、劝课农桑（指导农事）、平决狱讼（断案明法）这三大方面职责。日常琐务有：赋役、钱谷、赈济、给纳、募捐等，如有兵戍驻县者（清朝时来安有驻兵），县官则兼任兵站都监，总治本县兵马之政事。此外，还须应付州府政令和差事。这些，在《来安县志》县官政绩的记载中，各有侧重的有所体现。例如：明朝的赵礼“创筑土城”、“立集市以通货物”；魏大用首修县志，首建砖城墙；顾问敢同不遵守“滁六驿道”交规的大牌官员多次文斗兼武斗，而终于扫清歪风邪气；袁翎在流寇来犯时，亲自“仗剑巡城、昼夜不懈”，“发巨炮”以退寇。清朝的韩梦周多次考察并改造圩田以防治圩区水患，组织民工去山东学习蚕桑技诀，以鼓励种桑养蚕；钟希贤修文庙、立同善堂和养济院而扶危济困等，不一而足。溯涵辨义后，让人对七品“父母官”由生怜哀交集之意外——“父母官”十分难当也！难怪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愤辞彭泽县令，欣欣然退归故里而“采菊东篱下”哩！至此，那些误认为“父母官”有封建色彩的人，但愿能有醍醐灌顶之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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