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版本论稿》后记

□阜阳陈传坤

一百年前，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29岁的北大教授胡适先生，在京城钟鼓寺胡同14号四合院里，草成了近两万字的《红楼梦考证》初稿。一个多月后，这篇后来被誉为新红学奠基之作的急就章，附于上海亚东图书馆新式标点本《红楼梦》卷首出版，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时代。

胡适先生在这篇新红学开山之作中，上半篇主要批驳了以北大校长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旧红学，指其不是考证而是“猜笨谜”；下半篇则是按照自己主张的科学方法，去考证《红楼梦》，“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在文末，胡适先生强调说：“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人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我希望我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手稿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中。

回望新红学百年风雨历程，平实而论，胡适先生所秉持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不仅为《红楼梦》“著作”和“本子”研究提供了范式，也对其他古典小说研究起到了示范作用。正如复旦大学陈维昭教授所言，“胡适总是以现代学术精神，去挖掘传统文化中他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他以‘科学精神’演述乾嘉学术方法，以‘自然主义’‘自叙传’去演述传统的史学实录观念。这两方面的创新合在一起，才是新红学的崭新之处。”（陈维昭《新红学百年祭》）

在胡适先生新红学范式的滋养下，先后产生了俞平伯、周汝昌、冯其庸等新红学大师。在文献、文本与文化等方面，当代红学取得了长足发展，收获颇丰；但同时也疑案重重，发现层出不穷的“不一定”，即几乎每一个争议的结果都难以定于一尊。近年来，一些红学家更面临翻炒旧饭的困境和突破无门的瓶颈，有人因此慨叹《红楼梦》研究终跳不出大宗师胡适的如来佛掌心。

以笔者所见，红学前沿研究中的诸多“不一定”，或许正是《红楼梦》之魅力所在，也更体现了红学研究的复杂性。要而言之，一方面是因伪造之风亘古未变，赝鼎时有揭櫫，而某些新出文献又来历欠明。红学泰斗冯其庸先生曾说，“《红楼梦》只能愈研究愈清楚，绝不会愈研究愈糊涂。只有一种情况是会导人入误区，这就是弄虚作假，以假乱真。”这是冯先生的警醒之语。十数年来，诸如周氏爽秋楼歌句、陶氏北师大抄本、王氏乾隆庚寅抄本、胡氏甲戌本“附条”等学术不端案频频爆出，令人不胜唏嘘。本书中的《胡适所引程伟元序与一段历史公案》《胡适原藏甲戌本〈石头记〉“附条”铨辨——兼论庚寅本〈石头记〉真伪之争》等，就属于这类辨伪之作。

另一方面，是因为新红学的范式亟需重构。可以说，红学上的重大争议都起源于版本之争，譬如“程前脂后说”、尤三姐淫奔、芳官改名等，因为文本差异甚巨而分析出来迥然相异的艺术形象和作者命意，所以《红楼梦》版本研究是红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但因各种缘故和局限而殊难遽判孰先孰后。作为一门复杂的人文社会科学，红学研究迫切需要融入与科学主义之“精确学”相对应的“模糊学”（即加拿大学者M·格普达于1977年率先提出的“Fuzzy-ism”）。模糊学不是非科，而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产物。在一定范围内做不到精确定性的，模糊学或能更科学地捕捉复杂事物的非线性状态。将其引入小说版本研究，便可在整体论的逻辑下，梳釐各版本系统之嬗递关系。本书中的《〈红楼梦〉版本“二元论”诠考——以第五回“悲金悼玉”与第二十二回宝黛钗谜诗为中心》《现存〈红楼梦〉活字印本嬗递考》《〈红楼梦〉戬本之底本考论》等，就可归于模糊方法的试验之作。俗曰：智者少言，愚者强辩。是也非也，万望大家不吝教正。

犹记得在癸巳仲秋，梅师挺秀先生赠我墨宝曰：“著述不易，传世更难。红学薪火，有赖后贤。”谨录于此，与读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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