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整理:本报记者 张凯培
匆匆几十年,当初的青葱少年变成了花甲老人,而她,我的妻子刘红艳,如今也是华发丛生。容颜改变,不变的却是我们的感情,如同美酒一般,时间越久,越觉甘醇。
高中生活 让我们互生恋情
我们俩的相识,源自1973年。那一年,18岁的我与刘红艳相识于城区一所高中。我是班长,她是一名普通同学。
那时候,年轻人都比较羞涩。尽管是同班同学,但男女生之间并不多讲话,甚至于互不理睬。不过,我是一个例外,作为一个班级的“领袖”人物,女生们并不排斥我。相较于其他男生,我与女生说话的机会要多很多。
之所以关注到刘红艳,一方面是因为她漂亮,班里那么多女同学,在我心中,她是最美的那个;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心灵美,知道我家庭贫困,总是不经意间给我帮助。那个年代的喜欢,不会露出太多痕迹。于我和她而言,虽然互有好感,但也不过是课余时刻多出那么一点儿关注的目光。
这样的生活结束于1975年,我们高中毕业,赶上上山下乡,刘红艳被分配到颍上县一个乡镇,而我则把握时机成为一名军人。即将分别,我恋恋不舍,心想,不能还没开始就要结束。几经思想斗争,最终,我决定送她一个笔记本。虽然没有表白的话语,但却成为我们感情的真正开始。
分隔两地 书信是最大期盼
我服役的地方在江苏,她下放的地方在颍上。遥远的距离、不发达的通讯,书信便成为我们最好的沟通桥梁。
每周一封信,每天盼回信,大抵是那些困苦年代里我们心中最大的安慰。信中其实也不会说什么动情的话语,只是讲讲彼此的生活,诉说一下变化。
在我们通信的这几年,生活确实也有所改变。下放三年后,刘红艳幸运地回到了阜阳,随即考上了合肥一家财会学校。三年后,她回到家乡,进入一家国有企业工作。而我,恰巧也退役回来,分配到城区一家单位工作。
学业完成、工作找好,按照常理,该是我们谈婚论嫁的时间了,但命运却并不眷顾我俩。那时候,年轻人找对象,要么是亲戚朋友介绍,要么是单位领导撮合。像我们这样自由恋爱的,在当时算是新鲜事物。没有介绍人,刘红艳就自己回家跟父母说。可他父母得知我母亲早已过世、家里兄弟姐妹又多,说啥都不同意我们交往。
鼓起勇气 咱们结婚吧
妻子的脾气一向倔强,越是不让她怎么样,就越是不行。就这样,尽管家人强烈反对,我们还是悄悄地保持着联系。
我这人比较本分,这一生做得最“过分”的事儿,就是有一天下班的时候,我拦住了刘红艳,然后跟她说:“我们结婚吧。”没有过多的话语,我俩悄悄地打了结婚证。好在当时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比较简单,很快,我们就成了合法夫妻。
合法之后,总归是要告诉家人的。我父亲还好,对刘红艳非常满意;但妻子家里却是强烈反对,婚后的头几年,一直不愿意跟我们联系。
时间改变了二老的看法——看着我们俩互敬互爱,老两口总算松了口,终归原谅了我们。这些年,我们不算富裕,但日子却和和美美。我希望一直可以跟她走下去,这一生,下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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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尚原野/文穆可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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