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佛教寺庙资福寺本报记者穆可亮摄提供心灵慰藉和现

阜阳佛教寺庙——资福寺。

  本报记者 穆可亮 摄

  提供心灵慰藉和现实庇护

   自西晋末年到整个南北朝时期，阜阳总体上隶属于北方政权，但却是当时南北方争夺的重点区域。长期的战乱，给阜阳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却为佛教在当地的传播创造了机遇——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方统治者大多推崇佛教。这样一来，佛教不仅可以为苦难中挣扎的人们以心灵慰藉，更可以提供现实的庇护。后秦姚兴极力推广佛教，其所统治的州郡因此有了佛教活动，“事佛者十室而九”（《晋书?姚兴载记》）。阜阳当时隶属后秦，奉佛者当不在少数。南北朝时，在佛教兴盛甚至“国教化”的大背景下，阜阳地区的佛教自然也得到很好发展。在阜阳境内出土的南北朝时期的众多佛教造像，如北魏延和元年鎏金铜佛像，北齐天统二年、天统四年、武平四年等纪年造像，以及大量的无纪年铭文青铜造像等，以实物资料的形式充分证明，当时阜阳地区佛教信仰是十分流行的，人们造佛像的目的就是为了积功德求善报。这种情况，基本上与当时中国北方佛教信仰重视宗教实践的特征相合。

建造大量佛寺

   唐宋直至清末，由于能够满足上至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的心灵需要，也由于已经完成了中国化的改造而为中国文化所接纳，更是由于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在中华大地上获得了更加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千三百多年间，阜阳地区的佛教相当兴盛，境内建造了大量佛寺。其中，较著名的佛寺有：开元寺，建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今已不存，原址在阜阳市内，但具体位置不详。据有关资料记载，开元寺规模宏大，寺内大铜钟重达五千斤（现存寿县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新渡寺，又名华严寺，此寺今也不存，原址位于阜阳市颍泉区三里湾，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曾先后于此地饯送欧阳叔弼和任仲微，并分别有诗作传世，即《新渡寺席上，次赵景贶、陈履常韵，送欧阳叔弼》和《新渡寺送任仲微》。资福寺，位于阜阳市颍州区大寺街，初建于北宋嘉佑年间，此后在明清时期多次重修，距今已有九百多年历史，该寺鼎盛时有房屋一百八十多间，僧众六十余人。北照寺，又名善现寺，位于阜阳市颍东区袁寨镇，建于明初。龙兴寺，原址位于颍上县城东门内，修建时间不详，元朝末年废于战乱，明洪武六年重建于北关外，明清时期又多次重修。南照寺，又名宿缘寺，位于颍上南照镇，建于明洪武十五年。元墙寺，建于北宋嘉佑年间，今已不存，原址位于太和县城东北部（当是原墙镇内）。玉禅寺，位于太和县苗集，明洪武年间就已经存在，且当时的规模相当宏大，有“庙宇５００余间，僧众５００人”（《太和县志》）。

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佛教的流行、兴盛，对包括阜阳人民在内的古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唐宋时期，受佛教影响，人们相信在颈上或臂上佩戴的铜、银饰品中内藏陀罗经咒，就能够得到诸天龙王的拥护和诸佛菩萨的忆念，因而可以消灾辟邪。１９７４年，在阜阳市一座晚唐时期船形砖室墓中，就发现了两份藏在银镯内的陀罗经咒残片，一份手写，一份印刷，两份经文中间都绘有佛像。又如，古代阜阳人在腊八节这一天，也要吃腊八粥——传说释迦牟尼在成佛前曾修了六年的苦行，饿得骨瘦如柴，因此，觉得苦行无益，遂加以放弃，在吃过一牧女提供的乳糜后，于菩提树下静思七天七夜后得道。

中国佛教徒认为，佛成道这一天，是阴历十二月初八，将这一天称为道成节，并于每年这天以米和果物煮粥供佛，遂成吃腊八粥的习俗。又如，与其他地区一样，古代阜阳的佛教寺庵为吸引香客或为了扩大佛教影响，往往也会在诸佛和菩萨的生日、成道日等时间定期举行香火会（庙会），并在会上举办各种法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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