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胡佐斌
规模宏大且地位极高的报国寺在《广安州志》上记载极略,甚或不记,由周克堃私撰的《广安州新志》也仅记“禀生陈席珍有诗”一句,这不得不让记者把注意力转移到“禀生陈席珍”这一点上。
所谓“禀生”,即古时成绩最好的秀才,可享有国家每月给予的粮食。而陈席珍这个禀生,对于告老还乡的从二品官员周克堃,可谓是小巫见大巫,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最终还是被周提了,且在周看来,把陈席珍为报国寺题诗一事记下来,比记载报国寺其他东西都有意义。
由此,记者感觉,这个“陈席珍”不可小觑,他或许是一位在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文人。那么,他到底是何人呢?
记者查阅《广安州志·人物志》,未发现有叫陈席珍的人,便只得借助网上搜索,最终发现,国内历史上叫“陈席珍”、且有一定影响的文人共有三个。
一是南宋时期的陈席珍。其名出现在南宋诗人范成大的诗《陈仲思、陈席珍、李静翁、周直夫、郑梦授追》中。范成大是南宋时期颇有影响的诗人,他继承了白居易、王建、张籍等诗人新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自成一家,风格平易浅显、清新妩媚。其诗题材广泛,以反映农村社会生活内容的作品成就最高,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从《陈仲思、陈席珍、李静翁、周直夫、郑梦授追》一诗中可以看出,陈席珍是范成大很好的朋友。
二是明代诗人陈席珍。他曾任湖南桂东县知县,并留下《鄱阳湖春雪》一诗:“日日湖边见雁归,行人强欲试春衣。东风一夜寒犹峭,不见花飞见雪飞。”
三是清代文人陈席珍。《清代书院藏书制度的历史文化作用——兼论对图书馆管理的启示》一书介绍,陈席珍曾担任过云南昆明西门书院的山长(书院负责人),并利用书院的丰富藏书,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而在“陈席珍”一词前,文章冠以“鸿儒”二字。
相对来讲,记者更倾向于南宋时期的陈席珍,原因有二。
第一,从这三人的地位或其影响力来讲,南宋时期的陈席珍是范成大的挚友,想必在诗词方面也有较高的造诣,更应值得周克堃的敬重。
第二,从报国寺过渠江,便是华蓥市永兴镇,其境内的褒先寺距渠江也不远,即报国寺距褒先寺较近。褒先寺为南宋四川宣抚使安丙的故宅,安丙于公元1190年前后逝世,而范成大于1193年逝世。由此说明,范成大的友人陈席珍也应与安丙处在同一时期,他们或许是故人,故而陈席珍来到广安拜访安丙并路经报国寺留下诗作,这是有可能的。如果说这位陈席珍真是安丙故人,那也是更值得周克堃敬重的理由。
当然,作为后两个“陈席珍”,记者也不能轻易排除其可能性。最终为谁,记者在此还是留下悬疑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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