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防御体系示意图。(局部,余玠建城时的驻军数目)
1966年苍溪县农民在大获山拾到两方铜文铜制八思巴文官印,内容为:万州诸军奥鲁之印。大获城宋代钱币。
古大获城南城门。
□肖笃勇
春节后的一天,我和朋友驱车前往苍溪县城东南方向二十公里处的大获山,探寻抗蒙遗址大获城。
对于大获城,县境内知晓和感兴趣的人并不多,当地一些年轻人连“大获城”三个字似乎都模糊,仿佛是来自遥远处某个普通的地名。
找准上山的道路,在水泥路的尽头停下,徒步登山。春寒料峭,没有游客,周围也鲜见劳作者,只有满山的松柏郁郁葱葱。攀登在悬崖峭壁间“之”字型的小路上,厚厚的青冈树落叶铺满了窄窄的石径,踩上去异常松软,寂然无声。
到达山顶,只见市、县政府立的 “大获城遗址”碑竖在一侧,三间古建筑屋基静静地躺着,几棵百年古树围绕在屋基边缘,苍秀挺拔。
朋友说,大获城有不少文物古迹,如“炮台嘴”“观音洞”“马蹄石”“石鼓”等,现在保存较好的莫如“神仙洞”里的摩崖造像了,栩栩如生。那么,大获城的标志性建筑古城墙又在哪里呢?
在丛林中扒开苔藓,我们看到城墙的基条石经古法叠加,规整,风化也不甚严重,而古城墙早已坍塌消失,抬眼望去,寒风中,只有残存的南城门在守望了。
壹
军民合一的堡垒
时间回到1236年。
秋天,正是江南草肥稼熟的时节,蒙古铁蹄再度飞扬起尘土,震动南宋的神经和山河——在与南宋联手灭金两年后,蒙古政权开始拉开全面灭宋战争的序幕。蒙古兵分三路伐宋,中路军攻襄阳,东路军剑指江淮,而将战略重点放在自秦州(今甘肃天水)和巩州(今甘肃陇西)入侵四川的西路军上。
后来,蒙军又多次从汉中、利州(今广元)一带旋风般袭掠四川,迅疾强悍,游走无定。蜀中军民逐渐意识到,平原地带无险可守,传统的城池在蒙古骑兵面前抵抗力微弱。在血与火的痛苦中,他们想出了以阵地堡垒战抵御骑兵运动战的战法,依山傍水,修寨自保。
大获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从清顾祖禹的描述看,大获城应该是在1228-1233年间,由都统孙臣、王坚为御蒙而筑。
至于大获城逐渐显露锋芒,最后成为南宋抗蒙历史上著名的 “蜀中八柱”之一,那还得仰仗一个人和他的山城防御体系。这个人便是余玠。
余玠,湖北蕲州人,年少时家贫,却喜功名,在书院求学时不慎杀死卖茶翁。宋朝时,杀死人可以从军抵命,于是,余玠投军以避罪。从军后,余玠于1241年秋率舟师在淮河安丰(今安徽寿县)协同淮西制置使杜杲与蒙军激战四十余日,解安丰围,一战成名,同年底受到理宗皇帝的召见,委以四川地方重任,驻守重庆。
余玠虽为武将,但颇通文墨,多少受到了汉族战争文化精髓的熏陶——防御,防御就是进攻;何况,他面对的是当时世界上作战最强悍的蒙古骑兵的攻击。余玠受两淮百姓抗金使用过的“山水寨”的启发,采纳贵州冉氏兄弟“择险、任人、积粟、驻兵、徙城”计策,将城池搬到山间,以长江、渠江和沱江配合嘉陵江主线,制定实施了“驻点成线”的山城防御体系:收缩关外五州之兵于利州以内,以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山为防御核心,建立大小不等的山城堡垒作为据点,“设险守蜀、以步制骑”,拱卫重庆。
1242年秋冬时节,大获山周围的村民发现,经历了六年心惊胆战的日子后,大获城、附近的县城和驿站加强了守卫,官府征调大批民工加固所有的防御设施,大获城进行了扩建,增筑衙门、民居、水池、城墙、哨楼,甚至修建了学校;紧接着,利、阆等州府和附近县衙先后搬迁到了大获城。
一时间,马嘶,人沸,鼓鸣,大获城成了军民合一的堡垒。
贰
历史选择了大获城
海拔六百多米、高差仅约三百米的大获山,本是东河(古称宋江)边上一块不起眼的突兀,然而,历史选择了大获山,选择了大获城。
一是它的地理位置重要,居利、阆古道之咽喉。
古之入蜀,著名的道路有阴平道、金牛道、米仓道和大巴山商道,而从汉中经利州,取道苍溪过阆中下成都或重庆,大获城一带是非过不可的。实际上,南宋军队从得汉城(今四川通江县境)战略撤退后,大获城成为了四川东北的抗蒙前哨。从利州或米仓道下旺苍,依陆路,大获城处在嘉陵江和宋江中间地带;走水路,它成为宋江防线上唯一要点。还有重要一点,离此处五十公里处,嘉陵江边的长宁山(今苍溪与剑阁交界)上设有鹅顶堡军事重地。如此,两城堡,一守嘉陵江,一防宋江,互为倚角,彼此照应。1966年苍溪县农民在大获山拾到两方同文同制的元代八思巴铜质文官印(内容为“万州诸军奥鲁之印”),也证实了大获城在元代同样具有特殊的地位。
二是大获山本身山势险峻,三面临江,易守难攻。
余玠所筑堡垒,山都不太高,但临江恃水,山势险峻,山顶多平整,周回阔大能回旋,地质学上形象地称之为“方山”。大获山三面环绕宋江,中间雄峰突起,仅西面有狭长地带与铜梁山相连,且山麓到山顶三层分明——江边到岩壁是缓坡或平地,广阔;岩壁之上,山脊左右两边各有大平台,总周长不少于十里;山顶则为天赐平地,为守军指挥中心。州县衙门、百姓和守军住在岩壁之上,即地势平缓的两个大平台上,属于第二层,城墙和城门也就建在这一层的边缘。如今,两个大平台上仍然居住着好几十户人家,繁衍生息。
三是大获山周围富庶,大获城内粮水充足,外部支援便捷,可作持久。
余玠在四川大力推行平战结合,耕种积粟为第一要务,战士平时务农与训练,战时从军。大获城内,耕地上百亩,依恃山水之险,亦战亦耕;南门下,大获坝粮田近千亩;下北门即达王渡场与宋水码头。而苍溪县城、阆州(今阆中)城和鹅顶堡军事基地均在一两个时辰的支援解救范围之内。
可见,大获城在“蜀中八柱”中,集地理、险要与富庶于一身,是南宋对蒙攻防的战争机器中,“性价比”很高的一块部件。
叁
先民筑起的精神支柱
余玠治蜀,实施战略收缩,与蒙军大小三十六战处于上风,加上蒙古政权一时的内乱,四川在与蒙古对峙的军事形势下做到了大治,不仅向南宋朝廷输送了大量财赋,还减轻了长江中下游的军事压力。大获城作为州县的衙门治所,地方行政长官与朝廷派的军事长官捆在一处,表现出“人在阵地在”“官在衙门守”之破釜沉舟的气概。
正当余玠打算进一步实现“愿假十年,手挈四蜀之地,还之朝廷”的抱负时,他遭到朝廷权臣与主和派的嫉妒陷构,被解职了,不久,因忧愤染病(也有说自杀)而亡于四川。
余玠的悲剧性死亡,埋下了大获城败落的引线。
公元1258年7月,蒙哥汗亲率四万精锐三路攻蜀,9月驻汉中,11月陷苦竹隘,强攻长宁山之鹅顶堡,知县王仲投降,城破,守将王佐拒降,大笑后大义自裁。蒙哥汗即率大军围攻大获城。11月23日,大获城陷落。
这里说说大获城守将杨大渊投降一事。依据《元史》记叙,时蒙哥大军“至阆州之大获城,遣宋降臣王仲入招大渊,大渊杀之。宪宗怒,督诸军力攻,大渊惧,遂以城降。宪宗命诛之,汪田哥谏止,乃免。”由此看来,杨大渊“被迫归降”,还差点被杀,似乎更为确切。他投降的是是非非,自有历史评说。
我突然想起杜鹃啼红的时节,夕阳下,在四川边远的田畴里看到的灰黑色的汉代石阙,虽历经沧桑,残缺孤立,却于暮色苍茫中仍矗立成天地间一柱子,显示出雄浑与沉凝。
它们目睹了一幕幕历史的兴亡陵替吗?
有人说,南宋是刀与剑、血伴泪的历史,是屈辱苟安的时代。然而,透过大获城,我看到的却是岳飞抗金的浩然正气,余玠御蒙的坚韧谋略,文天祥守国的民族气节,看到的是苍溪先民们筑起的精神支柱。
大获城,难道不是新文明灯火照亮在时间里永恒的柱子吗?
在冷兵器时代,最牢靠的堡垒也不会是雄关险隘,人心才是第一坚固者。
我不是历史的彷徨者。当我和朋友伫立在大获山上,望云海苍茫,江河奔流,青山依旧,森然气象中,分明听到一丝低沉而悲壮的声音,从七百多年前的大获城传来,萦绕在时间里,回荡在天地间,久远,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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