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6日,美国《时代》周刊评出2009年度人物,“中国工人”登上《时代》封面。在7名代表人物中,有一位是四川德阳人曹斌,在深圳打工。《时代》评价称,“中国经济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
记者联系到了曹斌。他说,两年前他离开四川后,一直没有回过家。他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天攒够了钱,就回四川去开家服装店。”
——摘自四川日报2009年12月28日报道《寻找“中国工人”曹斌》□本报记者 刘川
上世纪四十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写道:“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在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
1978年起,一场影响深远的农村改革拉开了序幕。随后,农村劳动力摆脱土地束缚,农民工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四川日报一直关注发生在农村田野、农民身上的变革。特别是对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川军”,给予了长时间、大篇幅的报道,从所谓“盲流”,到民工返乡潮,再到近些年的“民工荒”等,川报或记录、或呐喊、或呼吁,与农民工群体心手相连,在历史上书写下新篇章。
“盲流”是与否在争议中正名
川报曾记录下这个细节:1989年春节刚过,一个农民挤进火车厢,背上装满腊肉的背篼却无论如何进不去。他取下来扔给满头大汗维持秩序的军人:“慰问你们口罗!”
这一情景持续了30多年。成千上万的四川农民工“川军”,操着乡音带着梦想上路,南下深圳,北入天山,奔出夔门,涌入城市,形成一股时代潮流,强烈冲击着当时的社会观念。
“九省通衢武汉,西南重镇成都及重庆等,相继告急,高峰时挤满成都火车站的滞留农民几近十万。素以‘开放\’著称的广州,招架不住春节未完便蜂拥而至的农村‘百万盲流\’,大呼‘快关城门\’。”四川日报记者伍松乔回忆说,有的城市成立了防控办,主要职责是遣送“盲目无序流入城市的农民”,农民没有证明不准在城市打工。
农业大省也是农民大省的四川怎么办?当时川报经济部的编辑们接连几个星期就“盲流”离土离乡,是否影响农业生产这一敏感话题展开舌战。“正方”拿出调查材料,说粮食几年徘徊,与中青年外出导致劳动力素质下降有关;“反方”以仪陇为例,说10万农民出川,“左手抱财、右手抱才”回家,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
值此关键时刻,伍松乔写了 《面对“盲流”冲击波》一稿,提出,“敢于流动是了不起的大进步!”“‘流\’是必需而且有益的,‘盲\’是有弊而又往往难于避免的,关键在于因势利导,而且要从长计议。”
今天再看这些争论不免莞尔。但当时文章发出后,伍松乔和时任四川日报编委、经济部主任的熊端彦经受了巨大压力,“报纸挂在走道上被评报,绝大部分是持批评态度。”伍松乔回忆道。
两星期后,四川日报又刊出记者石本秀采写的《“盲流”冲击波的再思考》。此后,关于“盲流”的认识逐渐统一,再后来,“农民工”取代“盲流”,开始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外出打工的“川军”身上。
“川军”出川金戈铁马塑精神
1993年省“两会”,代表委员们口中最热的词是“绿条子”。
彼时,小平同志南巡春风吹遍祖国大地。仅1992年,300万省外“川军”平均每天汇回2000多万元,总数超过全省财政收入的一半。基层邮局频频告急,农民两三个月乃至半年也取不到款。
“农民工还面临哪些困难?我们能否为他们排忧解难?”四川日报连续刊发数篇报道探讨这一现象,紧接着又推出“金戈铁马话川军”数十篇大型报道。谈起当年策划的初衷,时任经济部副主任的梅松武回忆说,经济部6位记者兵分三路,远赴四川农民工较集中的广东、上海、新疆三地进行深度采访报道。
当时,刚进报社不到两年的记者李代勋被派到上海。在沪采访期间,一个偶然事件让他感慨良多。1993年5月3日,苏州河外白渡桥上,一名45岁的上海妇女投河轻生,上百人围观却无人援救。此时,路过的2名四川民工和一名安徽民工奋勇下水将落水妇女救起。
“他们脱放在岸上的手表和皮鞋却被人偷走了,为什么大家还认为城里人素质一定比农民工高?”坐在农民工20多人的大通铺上,吃着农民工朋友热情买来的卤肉和啤酒,李代勋眼眶些许湿润,心灵受到冲击。
在一个多星期的采访中,农民工的创富故事、城乡差距的感受、努力塑造群体新形象等在都市生活的点点滴滴,在李代勋及同事们的笔下逐渐清晰。
他在文中写道,“‘民工潮\’的汹涌澎湃,表明中国偌大的乡土社会正在谋求一场新的‘革命\’,即跨越农村与城市的藩篱。进城‘川军\’的困惑,不正是对土地与户口改革的呼唤?”
随后的川报评论员文章更是为 “川军”鼓与呼:“川军”的精神,就是自强自立的奋斗精神。一部“川军”奋斗史,正是这种精神的真实写照。“川军”,大胆地往前走。
“川军”回流彰显更深刻意义
更多农民工奔向城市的同时,一股民工回流潮正在形成。
1993年11月17日,四川日报发表了《“打工妹”回乡办厂》的新闻稿,文中说,28岁的农家女王彩兰在苏州打工5年后,学习并掌握了编织丝绸绣花腰带技术,回乡创建了川内第一家缂丝厂,畅销日本。
“稿子见报后,江油、绵阳、广元等地有人纷纷找到王彩兰希望转让技术,寻求合作,这让我始料不及。”作者蒲文化回忆道。
进入1996年后,“回流潮”越发明显。34万民工从沿海回川创业,为回乡打工者服务的省“创业之星”工作委员会应运而生,首届评出173颗创业明星。金堂 “故乡城”和富顺打工者园区拔地而起。与之比肩,一大批“创”字号工厂、公司在华蓥、宣汉、泸县、仁寿等地呱呱坠地,吸纳劳动力75万。
农民工回流所带来的不仅是资金和技术,还有各种社会观念的改变。熊端彦深有体会,“大型系列报道 ‘金戈铁马话川军\’刊发后,省里专门召集报道组全体记者开会,深入讨论了农民工回流现象,认为此‘流\’对四川农村的社会改革、法制观念强化、新技术采用及计划生育等,都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回乡的“雪球”越滚越大。2006年,在成都召开的川浙中小企业项目对接会上,一个前来招工的浙江人很无奈地对川报记者邹渠说,本来想来川招一万人,这次可能一个人都带不走了。邹渠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新闻线索并深入市州采访,发现不仅是城市缺农民工,农村也缺劳动力。
彼时,国内首次“民工荒”已现苗头。“民工荒的蔓延是一个转折性标志,其意味着中国劳动力开始从 ‘无限供给\’转入‘有限剩余\’阶段。经过这一拐点,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短缺将会经常出现。”邹渠在文中写道。
后金融危机“川军”的多元选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我国沿海地区企业受到严重冲击,农民工“返乡潮”显现。
与之相悖的一个新闻是,有一位安岳农民工在外打工年薪上百万。“一开始我都不敢相信。”川报记者胡彦殊回忆说,如何让这个个体对于农民工群体更具借鉴意义?
随后,《年薪百万 农民工谢宗体受聘湖南服装企业》消息发表,随即被国内众多媒体转载。“农民工的题材是需要带着感情去做的,他们处于这个变革时代的前沿,折射出经济发展的风向标。”胡彦殊说。
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最近在三台和蒲江做 “农民变市民”等课题调研,作为铁杆“川报粉丝”的他每天雷打不动地用手机看川报。他说,农民工的流向与当年“川军”出川不同,他们面临着多元选择,一部分农民工回流,另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向往城市文明,外出务工。
四川日报关于农民工的调查佐证了这一点。2010年春运,川报记者对118位正准备外出的务工农民进行了调查,发现农民工对于挑选工厂所要考虑的因素也呈现多元化,约九成选择工资收入;选择劳动时间长短、是否购买社保、住宿条件等的也众多。年龄相对较小的农民工还选择了“培训机会”及“公司是否有名”等。
2011年1月20日,由北京开往成都的T7次列车行至秦岭最高峰,车外山岭已铺上厚厚的积雪。从北京、上海、深圳回川的3列火车上均有一位川报记者,他们这次肩负的任务和平常春运报道不相同,是和打工者一起回家的深度体验。此行主旨在真实反映农民工对回乡创业、就业的愿望与期盼,对四川省决策层如何解决熟练工短缺的矛盾提供了可采信的依据,对如何吸引更多劳动力入川、留川,给出了有价值的意见。
新一代农民工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由“内陆盆地”转身为“开放高地”的四川。四川日报将一如既往地关注他们的抉择和命运,为他们鼓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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