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篇 难途（三）

难民千里奔波“走日本”

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后，一路南下，于1944年5月27日在湘北发动大规模攻势。此时，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正在重庆召开，白崇禧等桂籍要人到嘉陵新村李子坝8号白府会商时局，部署广西作战防务。6月15日，第四战区总司令张发奎在柳州召集广西党政军负责人开会，决定桂林 、柳州应及早疏散。日军占领衡阳机场以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桂林首先开始疏散。由此，桂柳大溃退拉开序幕。

这个时候，一个名叫李文全的小难民跟随家人继续上路了。与李梦秋不同的是，这名小难民此前已逃亡7年多，难途的苦难和伤痛构成了他童年的全部记忆。7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从《宜山县抗日战争史料》中再次了解到李文全的逃亡经历，他是从广西逃到宜山 、南丹 、独山的最后亲历者。

据介绍，李文全，回族人，1937年2月出生，安徽蚌埠人。早在1937年12月15日，蚌埠遭到日军飞机连续五次大轰炸，李文全便跟随父母 、外祖父母和舅舅从蚌埠出发，经安徽亳州 、河南驻马店 、湖南衡阳到广西全州。

“我们全家从安徽省一路停停走走，多年奔波后来到桂林。”根据李文全回忆，他们在1944年7月逃到桂林。

全家在桂林难民收容所刚待了三个多月，1944年10月上旬，桂林受到日军的三面包围，国民党军按照“焦土抗战”政策又开始一条街 、一条街烧民房，全城军民一片惊慌，本市的居民和逃来的难民纷纷逃离，国民党军也忙着做撤退的准备。

当时，所有的难民就像无头苍蝇：有的往三江方向逃，有的走公路往柳州，有的在犹豫不知道走往何处。李文全一家则跟随大部队往柳州出发，打算从柳州转道西南大后方。

难民压得火车都无法开动

以下便是李文全讲述的情形：

当时，父亲找到肖队长（国民党军57师卫生队队长），也见到了曹大全军医，想从他们那里打听点情况，以便做下一步的打算。哪知，肖队长早已把自己的家眷送到贵阳去了，他们的部队也正在做撤退的准备。肖队长和曹大全都劝他父亲，桂林不能再待下去了，赶快走，越快越好，再不走，就跑不出去了。

父亲返回后把情况也告诉了母亲，母亲听了后急得直跺脚，并和父亲吵着哭泣起来。外祖父和外祖母听到母亲的哭泣后进屋劝母亲。母亲消了气，不再说话了，父亲也站起来擦了擦眼泪。外祖母见父母不再吵架了便继续说：刚才难民收容所的主人来说，全所就剩咱这两家了，让咱们快走！他还说，火车站就只剩最后一趟车了，走快点还能赶上。”

在外祖父的帮助下，父亲将衣裳 、被褥等杂物打成几个大包袱，然后用扁担挑上走出了门，我和抱着弟弟的姐姐也帮母亲拿东西，并跟着母亲出了门。当我们走到大门口的时候，这才发现，外祖母 、两位舅舅和外祖母家刚收留的一位小姐姐已经站在那里焦急地等着我们了。

我们家和外祖父两家人，再加上那名收养的小姐姐，离开难民收容所后，很快赶到了火车站。进了站内一看，一列有七八节车厢的火车停在没有站台的轨道上。我们从最后一节车厢一直走到第一节车厢，多数是闷罐子车厢，里面全都挤满了人。在仅有的两节客车车厢内，座椅上 、茶几上 、靠背上 、行李架上 、过道中以及座椅下，到处塞满人和行李，一点空隙都没有。我们两家老小，不要说挤进车厢，就是挤上车门都很难。怎么办呢？

外祖父焦急地说：看来我们是挤不上这趟车了，只好赶下一趟车吧！”大舅说：我刚才已经到站上问了，人家说这是最后一趟运难民的车，以后没有了。”这时，母亲见有的车厢顶上也坐了人，便说：我们也上车顶吧！”父亲无可奈何地说：也只能这样了。”

父亲见第三节车厢顶上人少些，便领着我们走到这节车厢下，让我们等着。他和大舅先爬上车顶去看一下，让二舅带上一些绳子爬上车顶，由大舅和二舅在车顶用绳子将物品一一提到车顶上。他再爬上去，三人一起把各种物品整齐地排放在车顶的两侧，中间和两边均用绳子与车厢固定牢。这一切做好后，他又下来，让我们一个人一个人地向上爬。为了稳妥些，他让大舅在上边吊下一条绳子，绑住向上爬的人的腰，大舅在上边拉，他在下边扶。不一会儿，我们全爬上了车顶。

为了安全起见，在车顶我们每个人的腰间都用绳子系着，大人把边，小孩在中间，而且还做了分工，一个大人护着一个孩子，我是由外祖父护着的。外祖父和父亲还反复交待我们，车开时，一定都趴下或者躺下，不许坐起来，更不许站起来。在我们等车开的过程中，父亲和大舅还下去找了些吃的和水上来。

由于当时火车没有煤，只能用道木来代替煤烧，火车头动力不够，加上列车超员太多，车站站长要求车上的人将随身携带的大件物品扔掉，以减轻车载的重量。站长见整个列车虽然很静，但仍然没有人向下扔东西，便激动地说：乡亲们，我们知道大家都想尽快逃走，我们自己也想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但是，如果不把车上的物品丢掉，减轻一些重量，火车是没有办法开走的，请大家理解我们好不好，我求求乡亲们了。”

经过再三劝说，车上的难民为了逃命，只能向车下扔东西，没过多长时间，铁道两边丢下了成堆的物品。父亲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好忍痛解开两个箱子的绳子，将它们扔了下去。我看得清清楚楚，父亲在扔箱子前，并没有打开箱子。在扔时，两眼噙满了泪水，双手颤抖着，边扔边叹气，母亲心疼得也直哭。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火车终于慢慢启动了。

火车耗了3天才从桂林到柳州

李文全讲述：我发现趴在我身边的父母亲，眼睛不是看车两旁一闪而过的村庄和景物，而是目不转睛地向下呆呆地瞅着车顶盖，不知道父母在想什么。

我们的头都向车头方向，趴着不敢动。开始一段，我还挺有精神，对车两旁闪过的景物看个没完，好像两眼不够使用似的。但没有过多长时间，随着迎面呼呼刮来的秋风，两眼逐渐眯缝了起来，身上也觉得凉飕飕的，冷得我缩成了一团。外祖父拿了件夹袄盖在我身上，并用一只胳膊紧紧地搂着我，我慢慢地便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在车顶上，父亲没有吃东西，还不断地发出呻吟声。母亲摸摸他的头，着急地说：你发烧了，我们也没有带药，这咋办呢？”外祖父爬到父亲眼前，给他号脉，看了他的舌头，皱着眉头说：他得的是痧子，病得不轻！我来给他扎几针。”外祖父取出随身携带的银针，让母亲兑了一碗盐水，在父亲的胳膊和手上，用盐水边消毒边扎，一连扎了好几处。接着用手绢绑住父亲的大胳膊，在胳膊肘处放了点血。然后又在父亲的两眼中间和两眼外侧以及后脑勺按摩了一小会儿。这一连串的动作，做得很熟练。做完后，父亲感到身上舒服了一点，便让母亲找出一件大袄蒙上头睡了。

火车走走停停，尤其是在一些车站停的时间比较长，但我们一直在车顶上不敢下车。到了傍晚，带的食物也吃光了。我直叫喊饿得慌，急得大人们左一碗右一碗地让我喝水，水哪能解饿呢，我喝了几口便不喝了。父亲的烧没有退，可能他的心情比较烦，一听到我叫喊，便抬起头来就骂我：叫啥叫！有吃的还能不给你吗。”我见大人们也没有法子，只好忍着了。火车继续慢慢向前开，我们在车顶上又艰难地熬过了一夜。

第三天早晨我一醒来，就听到父亲的呻吟声越来越密，而且越来越大，看来他的病越来越重了。母亲说他还在发高烧。他发高烧迷糊了，不让母亲给他身上盖东西，母亲一给他盖上，他就扯到一边，而且他还不断地翻身。两家人瞅着父亲难受的样子，心里也不好受，再加上没有吃饭，被风刮得浑身发冷，饥寒交迫，个个愁眉苦脸。 

直到第三天中午，李文全乘坐的火车才在柳州车站停了下来。火车在柳州站停的时间比较长，母亲提出过她和父亲先下车，给父亲找医生看看，等病轻点了再去找我们。但此时柳州火车站已挤满了逃难的人，只有少数难民能爬上车顶，爬不上车顶的人在站上工作人员劝说和推拉下又退回到站台上。外祖父见状不同意，说：你俩下去后你一个人也照顾不过来他，如果两家人都下去没有火车了还逃得走吗，何况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到哪里找医生？听人说这趟车的终点是宜山。我们还是到了宜山再找医生吧。”母亲听了后，觉得有道理，没有再坚持下车带父亲看病。

到了太阳偏西时，火车又开了。大家已很疲倦，但谁也不敢大声说话，哪怕肚子很饿，也不敢向大人们说出来。

火车离站后向寒风萧瑟的桂西北挪动。李文全的父亲也不像上午那样闹人了，他右手腕的上方却红肿了一大片，高烧仍没有退，躺在母亲身边昏睡着。前方，等待这一家子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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