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人类抗疟事业传奇——— 记广西桂林科学家、青蒿琥酯发明人刘旭

桂林科学家、青蒿琥酯发明人刘旭。记者徐莹波摄

1977年8月，刘旭在桂林制药厂中心实验室成功研发出“804”。桂林南药供图

□本报记者徐莹波韦莎妮娜

2015年10月，从瑞典传来消息：我国科学家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一举斩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少有人知的是，青蒿素的升级版本青蒿琥酯的发明者刘旭，“藏”在甲天下桂林秀美山水间。由他及其团队自主研发的青蒿琥酯，解决了屠呦呦团队未能攻克的青蒿素水溶性差的难题，被世卫组织列为抢救重症疟疾和治疗疟疾的第一选择，在国际市场上攻城略地，全球重症疟疾市场占有率达90%以上，让全球特别是非洲地区的疟疾发病率和死亡率持续下降。

2000余万名重症疟疾患者重获新生，疟疾不再横行肆虐。

千锤百炼始成金。刘旭及其团队发明这一抗疟“利器”，作为我国制药行业走向世界的先行者，为人类抗疟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在中国医药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青蒿琥酯已成为国家大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铸造的“金色名片”，刘旭也因在抗疟事业上的巨大成就，成为改革开放40年和自治区成立60年来广西、桂林科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离京赴“三线”，把青春献给桂林医药工业之崛起

1959年7月，刘旭从中国药科大学药学专业毕业。起初，他被分配到了拥有全国第一流研究条件的北京医药工业研究院。当时还是新人的他，由于业务精湛，被安排参与了新磺胺合成等多个项目。也正是一次次磨练与实践，让刘旭迅速成长了起来。

上世纪60年代，中共中央作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原国家化工部为了支持“三线建设”，决定向“三线地区”派出大量专家，刘旭也被分派到了桂林制药厂（桂林南药前身）工作。

从一线城市到不发达的三线城市，刘旭的人生轨迹可谓经历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然而，他毫无怨言，甚至没工夫有心理落差，便投入到了科研中。

“三线建设”堪称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借助这一机遇，曾是农业经济占据主导的桂林，其工业开始得以发展，桂林制药厂也踏着时代的鼓点发展起来。

1962年，厂里安排作为技术员的刘旭承担主持仿制抗蠕虫病药磷酸哌哔嗪的工作。这种药物主要用于小儿蛔虫及蛲虫病治疗。“当时广西经济社会发展非常落后，药物短缺，蠕虫病是常见病、多发病，特别是在农村，儿童发病率较高。”刘旭回忆，为此，他与团队加快对这一产品进行仿制研究，很快成品就研发出来并迅速投入生产。

据了解，磷酸哌哔嗪正式投产后成为广西首个规模生产的合成药，并于1984年、1990年两度荣获国家质量银质奖。

初尝成功喜悦的刘旭并未停止脚步，1971年，他又率先在国内研制出抗蠕虫病并免疫调节剂———盐酸左旋咪唑；依托这一产品，桂林制药厂崛起成为广西最大的医药厂家。这也宣告桂林医药工业正式崛起。

千次实验，攻克世界难题

疟疾是一种恶性传染病，在中国已不多见，在非洲却是致命疾病。据资料显示，2009年，全球有80万人死于疟疾，其中90%在非洲。因此，在非洲地区，人们往往“谈疟色变”。

1967年，为寻找更好的抗疟药物，我国启动了“523”项目，动员全国60多个单位的科研人员寻找新的抗疟药物。1971年，科学家屠呦呦受中医药典籍启发，提出用乙醚低温提取青蒿有效成分，并报告了青蒿提取物的抗疟效果；次年“523”项目研究人员成功提取高效抗疟成分青蒿素。

青蒿素在治疗疟疾上表现良好，但由于其水溶性欠佳，无法制成针剂救助重症患者。为此，1977年，国家还组织召开了抗疟研究计划会议，专门研究这一课题。

据刘旭回忆，当时，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多家药物研究机构参与到了项目攻关中来。尽管广西科研力量相对落后，但因为这里生长青蒿草，国家也邀请了广西科学家参与其中。由于桂林制药厂当时已具备合成药生产基础，国家专家组就将这个任务派给了桂林制药厂。

当年5月，桂林制药厂成立了研发小组，刘旭临危受命，承接下了研发任务。刘旭说，用“临危受命”来形容当时的情况一点也不为过。因为与北上广的科研所、药厂比起来，桂林制药厂的条件就像个小作坊。研发人员少、设备简陋、时间紧迫，让刘旭备感压力。

刘旭肩上的另一重压力则来自于外界的评论。由于当时他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小职员，国内一流专家并不看好他和他的团队。在没人相信刘旭能搞出什么东西来的时候，厂长的一句“你一定要攻克难关，向全国同行证明广西的科研实力”，让刘旭十分感动。他狠狠下定了要啃下这个“世界级”难题的决心。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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