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道轻重 道以文章轻重 元代巩昌汪氏集团文人圈中的姚燧

在汪氏集团的文人圈中,姚燧无疑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

汪忠臣是汪世显的长子,其军功与才干与其弟汪德臣相比,可能略为逊色,但其宽厚仁慈、忠厚谦让的品德,却让人极其服膺。故此,其去世后,才被朝廷赐谥为“忠让”,可谓相当准确的评价!

姚燧在应邀为汪忠臣撰写的《神道碑》中,也赞颂其曰:“乃推隽功,潜不自张!”一句话概括了汪忠臣的谦让品德!

姚燧不仅为汪忠臣撰写了神道碑文,还作铭以记其功德。

当时的孝子顺孙,想要使其先人的功绩传之后世,都以请姚燧撰写神道碑文为荣；如果得不到姚燧的文章,就会感到惭愧和耻辱。因此,几十年间,元代的名臣显贵,他们的显赫功绩和盛大功德,几乎都是由姚燧来书写记载的,足见姚燧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

山西大学文学院张建伟、武吉安认为,姚氏自后周入辽,定居营州柳城,其家族繁盛伴随着辽金元三代。姚氏先祖在辽金时期多为武官,由于长期与北方各民族混居,有一支还被鲜卑族同化。姚燧伯父姚枢的父亲到河南做官并定居,使得好学的姚枢得以深入学习中原文化,尤其是儒家经典,由此姚氏的家族传统得以转变,成为文化世家。姚枢为元初重臣,他积极学习、传播理学,推行汉法,政事卓著；而姚燧则在诗文词及散曲等方面成就突出。姚氏的崛起与民族政权和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令器之才长自有成

姚燧字端甫,其父名为姚格。姚燧三岁之时,父亲就去世了,其成为孤儿,由伯父姚枢抚育成长。姚枢曾经隐居于苏门山。辉州苏门山,即今河南新乡市辉县北苏门山,与百泉为山水极佳的胜地,历来为文人隐居避难的所在。魏晋时期,著名隐士孙登曾隐居于苏门山,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也曾在此游历；金代还有元好问、许衡等人曾来此游览。辉州还是北宋理学家邵雍的家乡,他曾在此学习易经。金末元初,王磐曾避地苏门山,耶律楚材也曾隐居于此。正因为辉州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与深厚的人文内涵,姚枢才会选择此地作为居住与传播理学之所,而当时的名儒许衡、窦默等人也前来共同研读,极大地促进了程朱理学在北方的影响。

也许是姚枢太过于严苛,或者是急于求成的缘故,他在教导姚燧的过程中,认为这个侄子童蒙未启,脑子很不灵光,因此,教训督导得十分急切。童年时期的姚燧实在不堪忍受伯父的这种望子成龙、揠苗助长式的教育。这时,河南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被称为“文章、道德为第一流人物”的“关西夫子”杨奂,写信给姚枢,劝止他的这种教导方式,并说:“姚燧是一位优秀的人才,长大后自然会有成就,何必急于求成呢?”而且,杨奂临终前,还将自己的次女许配给姚燧,足见杨奂对于姚燧的器重和期许,而姚燧后来确实也没有辜负杨奂的殷切期望。从此也可以看到,杨奂发现卓越人才的眼光是多么独到。

姚燧十三岁时,在苏门山认识了前来拜访姚枢的金代大儒、著名理学家许衡；十八岁时,他在长安正式拜许衡为师,学习理学。史称许衡善教,“其言煦煦,虽与童子语,如恐伤之”,又能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姚燧从许衡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再加上他学习刻苦,长进很快。可以说在许衡等人的影响下,姚燧前期主要以理学者的面目出现,这对他后来成长为一个文学家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姚燧文学思想中的理学因素和许衡有很大关系,这也影响到他的创作。

这一段时期,姚燧还没有开始写文章,但他看到当时在文学之士中流行的文章,丢失了古人流传下来的优良传统,他的内心,对于这种文风深以为非。

二十四岁时,姚燧才开始读韩愈的文章,并且尝试着摹写了几篇。有人说,其文颇有韩退之的风格。于是,他向许衡请教,许衡也很欣赏他的文辞,但告诫他说:“弓箭作为武器,是用来防御盗贼的；如果让盗贼得到,也会拿来对待好人。文章虽然是阐发和传播卓识的武器,但是,即使有了盛极一时的名声,将如何应对被人所利用的情况呢?文章就像弓箭一样,是一种利器,不是这样的人而赠送给他和是这样的人而拒绝给他,用之非人,都是一种罪过,不是修养自身和入世立业之道,因此,必须慎之又慎啊!”

安辑庸蜀录囚延安

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许衡因与权臣阿合马不合,辞去中书左丞的职务,转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开馆国子学,择选蒙古贵族弟子进行教育。他奏召十二弟子作为伴读,分置各斋,为斋长。姚燧为其中一人,从太原应征到了大都。

姚燧三十八岁的那一年(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被任命为为秦王府文学。时间不长,就被授予奉议大夫,兼提举陕西、四川、中兴等路学校。这年,他奉秦王(忙哥剌元世祖忽必烈三子。至元九年,即1272年,封安西王,出镇京兆,今陕西西安。次年,进封秦王)之命,安抚庸(隋开皇五年置,治所在石城县,相当今四川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地)、蜀等地。

第二年(公元1276年),汉嘉(古代行政区划名,故城在今四川彭水县东)刚刚并入大元帝国的版图,朝廷诏命姚燧去安抚当地民众,随即又奉命在合州招抚守将王立。

第三年(公元1277年),姚燧又奉诏安抚循理夔府(唐置夔州,州治在奉节,为府署所在,故称)。

就这样,在五年之内,姚燧三次奉朝廷诏命出使和治理蜀地,并都尽心尽力,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姚燧被授予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录囚延安。录囚亦称虑囚,是封建时代由皇帝或有关官吏讯察囚犯并决定可否原宥的制度,此制始于汉代。录囚也是主管长官的职责,并有严格的期限。唐代由大理寺执掌,还有监察御史巡行地方录囚,明清时皇帝一般不再亲自录囚。录囚为历代王朝所重视,从而使这一制度成为朝廷监督全国司法状况的重要手段。

姚燧在延安录囚期间,凡是逮捕羁押于监狱中的囚犯,经审理查明后,发现其中有冤枉的,全部都给予释放,由此,人人对其公正的判决都非常服膺。不久,他又被调任山南湖北道,巡视澧州,在当地兴办学校,赈济灾民,勤勉履职,毫不懈怠。

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姚燧从湖北任上奉旨回朝。第二年(公元1287年),被任命为翰林直学士。

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授大司农丞。

穷理致知当世名儒

至元贞元年(1295年,元成宗年号),姚燧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应朝廷之诏,修撰《世祖实录》,并设置检阅官,推求和审核掌故轶事。姚燧与侍读高道凝任总裁,不久,书稿编成。

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元成宗的年号),姚燧被授予中宪大夫、江东廉访使。在太平任上,上书称病。

九年(公元1305年),拜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参知政事。

至大元年(1308年),仁宗皇帝尚为藩王之时,开设东宫三师府。当时,姚燧已七十岁了,朝廷派遣正字(官名,掌管校勘典籍之事)吕洙(字宗鲁,浙江永康人,元代经学家),效仿西汉时期征召商山四皓的故事,拜姚燧为太子宾客(官名,唐代始置,掌侍从规谏,赞相礼仪)。时间不长,又任命为承旨学士,再拜为太子少傅。

武宗当面向姚燧宣示谕旨,姚燧再三推辞,拜谢说:“昔日微臣的先伯父姚枢曾经担任过这一官职,臣不敢再任此职!”

第二年(1309年),朝廷又授予荣禄大夫(文散官名,金始置,从二品下,元升为从一品)、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至大四年(1311年),姚燧得以告病南归。不久,中书省又以翰林承旨的名义召他回京；第二年(1312年),再次召他回京。姚燧以有病在身为理由,都没有赴京。不久,就去世于家中,终年七十六岁,朝廷赐谥曰“文”。

当初,姚燧随伯父姚枢在苏门山隐居时,研读南宋朱熹撰著的《通鉴纲目》,对照当时,深感其关于历代皇帝传承的世系分见于各年,这是一种缺陷,读者不能从中得到天下分合之势的全貌。在江东告病之时,他著有《国统离合表》若干卷,以年代为经,以国家重要大事为纬,就和《史记》的各个表一样,将其附录在朱熹《凡例》之后,再拿来徽、建二种版本进行校雠,发现了三处错误,以序的形式置于表的前端。

姚燧的学问,有许多得益于许衡。其探究学问的路子是,从穷究事物之道理出发,获得知识,再经过反复和亲自实践,这才使其成为一代名儒。姚燧的文章,内容宏大丰富,文笔淋漓尽致,大度包容,博通事物,豪迈而不放纵,刚劲而不猛烈,气度雍容,用辞典雅,有西汉时代质朴刚健的文风,宋末以来多年形成的积习和弊端,因姚燧而为之一变。大体上,自延祐(元仁宗的年号,共计7年)以前,当时的文章大家,没有能够超过他的。有人说,世上理解姚燧的人很少。更有人说,不仅理解姚燧的人很少,读他的文章能够断句,断句后能够准确地理解他的意思的人,更少。

姚燧说:“世上难道有不喜欢琴瑟之音,而想听闻鼓乐的人吗?不过,文章以弘道来衡量其价值,道以文章的好坏来衡量其轻重。如果再有班固这样一流的人物出现,评价古今人物,将人物分为九品,那么,欧阳修必定会列入一等,这样的人和圣贤相比,虽然还有些距离,但也极为接近而不远了。哪里有一句话就切近古人,而将来之人没有听说过的呢!”

当时的孝子顺孙,想要发扬光大他们祖先的功德,如果求得姚燧为其祖先所写的文章,才认为可传可信；如果求之不得,则感到惭愧耻辱。以故三十年来,大元王朝的名臣和当世功勋之家,以及有着显赫功业和盛大德行者,其文几乎都是姚燧所写。每有人来谒请其著文,他必须要考察此人的行为和功业是否有值得称道的地方,然后才答应是否许可,而且从无溢美之词。如果有人安排了歌舞音乐,姚燧则更为高兴,一边欣赏歌乐,一边援笔大书。否则的话,他的文章确实为不容易求得。

当时,被朝廷封为沈阳王的高丽忠宣王王璋父子,为连姻帝室,不惜重资结交朝中大臣。有一天,王璋想求得姚燧诗文,但姚燧不肯给予。不得已,王璋上奏皇帝,想求得姚燧诗文。直到接到圣旨后,姚燧才写了诗文送给王璋。王璋准备了金钱、丝绸、金玉、名画,盛装了五十篚(fei竹器,如箧。),送给姚燧,以示酬谢。姚燧马上将其分别散发给各位下属官员和随从侍奉的人,只留下金银,缴付给翰林院作为公用器皿,而姚燧本人却一无所取。有人问他为何这么做,姚燧说:“高丽是藩邦小国,只知道以财物为重,我轻视他们,是要让他们知道,我天朝大国不以此为意。”姚燧的大气磅礴、器识超迈和不同凡人,可见一斑。但是,他也颇为恃才傲物,轻视赵孟頫、元明善(字复初,大名清河,今属河北人。北魏拓跋氏后裔。)之流,因此,和他交往的人就少了一些。平生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刊行于世。生有三位儿子:姚壎(xūn),姚坼(che),姚城。

雄视元初一代风气

姚燧的政绩虽不像其伯父姚枢那样突出,但他同样体恤百姓,兴学重教,得到时人的称许。

姚燧在文学方面发扬光大,成为元代的散文大家。张养浩称其“才驱气驾,纵横开阖,纪律惟意”“约要于繁,出奇于腐,江海驶而蛟龙拏,风霆薄而元气溢,森乎其芒寒,皜乎其辉烨”。

元末吴善《牧庵集?序》云:“我朝国初,最号多贤,而文章众称一代之宗工者,惟牧庵姚公一人耳。”比之为汉之司马,与唐之韩、柳,宋之欧、苏,各为一代文宗。

清初黄宗羲编《明文案》,其序亦云:“唐之韩柳,宋之欧曾,金之元好问,元之牧庵、道园(虞集),其文皆非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这些都说明姚燧散文的成就和他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

清嘉庆时期,杨复吉编有《元文选》,其书不传。蒋光煦《东湖丛记》卷二录有其序,序称以姚燧为代表的元代文章“实足嗣响唐宋,卑视有明”。

魏源《元史新编》卷四十七《姚燧传》,对其文章做了这样的评价:燧学出许衡,而辞章英挺,则有天授。宋末文士,皆宗欧、苏,其弊也冗踏平易。至燧,始宗韩、柳,以绍秦、汉,不屑欧、苏以下,雄视元初,遂开一代风气。故元代古文,远出南宋以上。

这些评价都告诉我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姚燧是一位不应该被忽视、更不应该被遗忘的文章大家。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查洪德先生《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认为,姚燧以雄奇古奥扭转了南宋文风之弱,其一任才驱气驾,也失之奇险。众所周知,姚燧这种雄奇的文章风格学习的是唐代的韩愈,实际上有一个因素也不容忽略,就是姚燧岳父杨奂的影响。杨奂为文务去陈言,也是深受韩愈的影响,他还删集过韩文。元好问在《故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杨公神道之碑》中说杨奂“作文刬(chan,同“铲”)刮尘烂,创为裁制,以盗袭剽窃为耻,其持论亦然”。

姚燧为元代早期的身居台阁的诗人,杨镰先生认为,他的诗关注时事,忧国忧民,同时也是他情感的自白。相比于诗,姚燧的词则个人色彩更浓厚,内容多为送别、赠答、游览、咏物,抒发叹老之情,和对朋友、妻儿的感情。姚燧还是早期的散曲作家,名列《录鬼簿》卷上,《全元散曲》收其套数一套,小令二十九首,多写人生幻化之旨、山林隐逸之思和男女恋情。

查洪德认为,“姚燧文章特色可以概括为多个方面,如破体求新、正中见奇、以传奇为传记等。”

姚燧还以自己文章泰斗的身份教导、提携了许多后辈文士,比如贯云石、李之绍、李泂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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