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我校 我爱我师

退休以后，分别多年的老同学们联系多了，聚会的次数也多了。老同学见面，有谈不完的心，说不完的话。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当年的任课老师和同窗好友；最怀念的，还是那半个世纪前的青葱岁月。

我是1963年考入巢湖二中的。母校位于城中卧牛山东南麓，坐北朝南；校舍虽旧但清洁整齐，台阶多而错落有致，浑然一体，端庄大气。但给我们留下最美好印象的是一群爱岗敬业、有着良好师德师风的好老师。他们工作认真，兢兢业业；教书育人，独具匠心；爱护学生，关怀备至；管理学校，井井有条。入学时，我们的年龄在12到15周岁之间，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重要时期。老师们给我们打文化基础，教我们学做人做事，带我们探索人生价值，帮我们树远大理想。为了培育我们早日成才，他们付出了很多。

我的第一位班主任是陈文老师，他也教我们语文课。当时陈老师40多岁，个头中等偏上，衣着整齐，不苟言笑，身板挺直，步履矫健，常常穿一双大皮鞋，严肃中带着慈祥。陈老师开学先抓纪律，强化学风。当时同学们来自全县各地，多半住校，由于刚离开家，不习惯集体生活，出现了下课上街玩，上课打瞌睡，以及迟到早退现象。对此，陈老师高度重视，一早就去宿舍查铺，上课到教室跟班，晚自习也到教室检查。他还通过班会教育、个别谈话等方式，耐心做思想工作，给我们触动很大。在陈老师的督促下，同学们相互提醒，相互帮助，很快适应了学校的集体生活。

我非常喜欢陈老师的阅读课。那时的语文课本精选了不少中国古代、现代乃至外国文学名篇，极具知识性、思想性和可读性。我还记得，陈老师给我们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那段著名格言，启发我们向保尔学习，树立崇高理想。陈老师谆谆教导我们，许多诗词和文学名篇，要会读会背，学好了将受益终生。

我的第二位班主任王仰禹老师也教语文。王老师接手时，我们已经进入初三了。他特别注重写作课，要我们每周写一篇作文，涉及记叙文、议论文、应用文几种体裁。王老师批改作文非常仔细，一个错别字，一个标点符号，文章的框架结构，遣词造句，哪里错了，要怎样改，都有批注；写得好的句子，还在下面画上红圈圈，写上评语来鼓励。现在想想，每周要改50多篇作文，从布置、批改到评讲，王老师要付出多少心血，何况他还承担着其他教学任务。在陈老师、王老师的严格训练下，我们的初中语文基础打得较好。我没有上过高中，就是靠这点底子，加上自学，后来竟被选拔做专职文字工作。

我们的数学老师有好几位，前后有凌绍东、祁德晋、颜世德、吴胜英、方荣珍等。从学习有理数、方程组、平面几何、对数计算等基础知识开始，一点点提高深度和广度。当时有句流行语，“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大家都信，没有人不重视数学。但数学比较难学，尤其是平面几何，被大家戏称“拼命几何”。对此，老师和同学都高度重视。老师教得仔细，不厌其烦；学生学得认真，反复训练；课后常有老师来班级答疑辅导，生怕有同学掉队。我由于有过完整的初中数学训练，插队后又自学了部分高中课程，所以我的大学阶段成绩也较好，被评为校“三好学生”，还光荣入党。

我们的俄语老师有两位。一位是胡文采老师，教了我们两年；另一位是柯永松老师，教了我们一年。胡老师是位年轻的女教师，上海人，教书特别认真。那些难读、难写、难记的俄语单词和语法，同学们开始学起来很费劲。但胡老师不急不躁，一遍遍带领我们朗读，一次次纠正我们的发音，一步步提高我们的学习兴趣。柯老师是位中年男士，高高的个子，讲起课来驾轻就熟，潇洒自如。听说他做过翻译，教我们当然没一点问题。也多亏在母校学了3年俄语，后来我在硕士、博士研究生阶段，都把俄语选作第二外语，使这门必修课成绩获得优秀。

我们初二开始学物理，老师也是两位。一位是徐经纬老师，人年轻，喜欢笑，充满活力，常常提个篮球网兜。但徐老师上课严肃，表扬谁，批评谁，一点不含糊；另一位是卢承模老师，50多岁，身体不太好，讲话声音不大，但上课很认真。他好像单身在校，常常一手拿两个碗，一手提个热水瓶。初中两年物理课，声、光、力、电、磁，这五大基础学科都涉及，确实不轻松。有时老师讲得口干舌燥，但我们还是有的地方听不懂。那时候我们也“追星”，有一次卢老师生病，由教导主任章振民代课。同学们早知道章老师是教学高手，他来上课大家都很兴奋。一开讲，果然有茅塞顿开之感。

化学课是初三开始的，任课老师是杨尚志。杨老师也是位青年，是个大“帅哥”。他从化学元素讲起，给我们进行化学知识启蒙。他把分解、化合、置换、复分解反应的原理，讲得深入浅出，还带我们做化学实验。杨老师强调，一定要把化学元素周期表前36号元素背得滚瓜烂熟，把四大反应熟练掌握，将来到哪里都用得上。现在看来，这的确是经验之谈，抓住了要害。考高中，考大学，哪次都少不了考查化学元素知识和化学反应的内容。后来我从事地质工作也深有体会，地质、矿物、岩石、矿产、资源等学科，都与化学有紧密联系，需要有扎实的化学基础理论和分析判断能力。

除了几门主科以外，我们的副科老师也很棒。教生物的张在润老师，40多岁，中等身材，戴副眼镜，讲话不紧不慢，语言幽默风趣，讲课容易理解；教史地的王轮法老师，年近5旬，个头不高，教学认真，声音洪亮，多才多艺，热情奔放，深受学生喜爱；政治课师资有强大的阵容，先后有闻德让、谭尚功、刘贤周、方荣珍（兼任校团委书记）、许振才几位老师给我们上过课，还有一位钱世芬老师兼任我们班级辅导员，她具体抓全校少先队工作。老师们把政治思想教育、哲学初步和社会发展史讲得生动活泼，且言传身教，理论联系实际，常常与学生谈心，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

母校也重视音乐美术课。我们的第一位音乐老师叫袁作哲，大学毕业不久。上课时，她坐在一架小钢琴后边，边弹边唱，很有“文艺范”。她教我们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歌唱二小放牛郎”和“采茶歌”等歌曲，大家感觉既新鲜又喜欢。后来袁老师调走了，由王轮法老师接课。于是，“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我们走在大路上”等革命歌曲常在教室响起。学校也组织文艺晚会，多是自编自演。提起我们班的歌舞“巢湖好”，至今我们仍津津乐道。我们的美术老师叫连惠民，好像是上海人，穿着有点洋气。连老师比较内向，除了给我们认真上课，与同学们交流不多。

我们有过两位体育老师。一位是陈光斗老师，身材高大魁梧，待人礼貌谦和。他当老师的同时，还兼任县篮球队主力。光斗老师教我们怎样短跑，怎样长跑，怎样养成锻炼的习惯；手把手地教我们传球、投篮、跑三步，还帮我们组建班级篮球队。后来，光斗老师被调到县体委，接任的是陈昌武老师。昌武老师也平易近人，善于联系学生，经常有学生向他刨根问底，请教各种体育竞赛问题。他就在体育场上一遍遍地指导示范，包括教我们跳高、跳远、推铅球、甩标枪。一到下午课外活动，操场上全是人，有的参加球类比赛，有的参加田径运动。学校的体育活动，开展得广泛、扎实。

校长李英杰，中等个头，40多岁，北方口音很重。李校长经常给师生们作形势报告，在全校大会上作指示。他工作勤奋，联系群众，以校为家，艰苦朴素，和蔼可亲，领导有方，在师生中很有威信。作为学生，我当然没和校长打过交道，记得有次在校园中碰到他，叫了一声“校长好”，然后便飞快离去。当时的教导主任是徐万华、章振民老师。有一次学校在东操场集合，章主任一声“立正”、“稍息”，全场鸦雀无声，然后是校长讲话。可见校风之好，师生们的素质之高，也折射出那个年代的特质和风貌。

那些年，学校里还有许多人默默奉献，为我们提供着后勤服务。印象比较深的，有忙碌的总务主任季亚平，负责伙食账、发放票证的司务长陈存良；有图书馆里负责借书、阅览的各位老师；有特别讲卫生的校医张仪淑；有一丝不苟打铃报时的校工祖朝金；有每天做饭做菜的周乐泉炊事班；还有总是笑呵呵地烧老虎灶的胖大爷，以及许许多多为我们服务而又不知姓名的人。正是这些看似平常的后勤工作，使我们能集中精力，专心致志搞学习。

我爱我校，我爱我师。在母校建校七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献给那些曾为我们成长付出巨大心血的可亲可敬的老师们！

·巢湖二中1966届校友 李君浒·

（作者系原地矿部南京地质矿产所副所长、合肥工业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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