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肥晚报》走出的学者

○李正西先生近影 ○李正西先生部分著作

李正西，1942年1月出生，肥东县人。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理事、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首届理事，曾在合肥晚报从事采编工作，后执教于安徽教育学院（现合肥师范学院）。长期从事文学理论和文化问题的教学与研究，1978年以来，已出版《中国散文艺术论》、《梁实秋诗歌创作论》，主编《中国新时期散文精选评析》、《中国新时期诗歌精选赏析》、《教我如何不想她》；著有《道德经》评注、《菜根谭》评注、《围炉夜话》评注、《楚辞·天问注》、《千古祭文》赏评、《支遁评传》、《支遁诗文译释》、《东晋般若学“六家七宗”综论》；点校完成国家重点项目《中华大藏经·禅门宝藏录》和《中华大藏经·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还发表关于散文、小说、诗歌、戏剧的论文上百篇。

近日，趁客居京华的李正西先生回皖开展学术活动之际，笔者走访了这位从《合肥晚报》走出的学者，请他讲述自己的学术探索之途。

问：您在《合肥晚报》工作多长时间？

答：我1963年进大学，1967年毕业，等待分配。1968年到安徽省委宣传部。1970年，我从安徽省委宣传部分配到《新合肥报》（即《合肥晚报》）工作。1978年底离开，到安徽教育学院中文系任教。在《合肥晚报》任采编工作计9年时间。

问：您在这期间的主要收获有哪些？

答：我的主要收获有两点。

其一，是锻炼了文字，我在报社主要担负社论和评论的写作与编辑，这项工作要求文字简洁，文无废字。这对我后来学术研究的表达和写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二，在报社期间，我有机会两次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系统学习了马列六本书（《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弥补了我在大学期间阅读的不足，完善了哲学理论知识结构，对我后来分析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了锐利的武器。

这是我要感谢报社的。

问：您最近出版的力作《吹万集》集中表达的是什么？

答：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是希望为传统文化在当代的转型开辟新模式；其二，是为中国艺术理论在当代的运用开辟新道路。这两个方面各有侧重，又交互作用。

第一方面表现在对中国散文艺术思维方式的思考、对散文传统的回归的认知与思考；对古代散文如汉赋的兴起的认识是国家兴盛的标志，并不一味指责汉赋的弱点的思考；对鲁迅“古典情怀”的认识试图解决的是传统文化在鲁迅那里是如何转化的考察；对元初散文的认识和对《王国维与罗振玉》关于思想观点的认识，都在纠偏正讹上作出了努力。

第二个方面强调的是如何运用中国传统艺术理论解决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这在对刘勰《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的解析，对唐代著名诗人刘长卿诗歌的历史标识和诗歌艺术的品赏，对林非美学思想的认知，对雷达散文深刻性的认知，在书评中对王羲之研究方法的推崇，对骈文艺术及其研究的推崇，对王维研究突破性进展的推崇，对方言研究的独树旗帜的推崇等，都希望奔向这个目标。

问：这就牵涉到您的文学研究方向的问题？

答：是的。这个问题很大，需要从我对文学的认识谈起。

第一，我认为，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不可能脱离政治、经济、文化和观念形态的制约。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文史哲经不分家。因此，研究文学的问题，研究文学的艺术问题，离不开对政治、经济、文化和观念形态的研究和认识，或者说离不开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和观念形态对文学的观照并获得对文学问题和对文学的艺术问题的深入认识。

第二，中国文学是独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意识形态，因而有中国独具的特色。这是我从1984年转入对中国文学艺术问题的研究就认识到的，并且予以实践。在广泛阅读和研究中国古代的文论、诗论、画论、书论、戏剧评点、小说评点的基础上，认识到中国文学的问题特别是文学的艺术问题，只能用中国的文学理论来说明和解决。中国文学的理论，例如，文学的意象问题，文学的兴会问题，文学的气韵、神韵问题，文学的神似、形似问题，文学的比兴、意会问题等，都是西方文学理论不具备的。我们应该重视吸收外来文化，来丰富我们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但只能是辅助的。

第三，通过这样的努力，我在1986年开始了对拙著《中国散文艺术论》的写作，1989年出版，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的问题，特别是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这本书被中国散文学会会长谭家健先生称为是“在微观方面着力的相当深入的著作”。

第四，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研究中国文学的问题特别是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需要研究哲学即儒家、道家、佛教哲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需要研究佛教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因为从东汉末年以来，许多作家如刘勰、谢灵运、王维、苏轼、苏辙、明代的“公安三袁”都是儒道释兼修，而对佛教的认识和钻研特别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态度和文学艺术的方式。

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认为研究文学的艺术问题需要钻研佛教及其哲学。1992年至1993年，我在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时研究了一年的禅宗哲学；并写了一组“禅宗随笔”，发表在《江淮时报》的专栏上。这为我后来研究佛学特别是佛教的般若学，出版《支遁评传》等打下了基础。

问：您的研究成果集中在那些方面？

答：从总的方面看，由于注意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阐释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散文的思维方式问题、中国散文的本质的认识问题、中国散文的艺术问题等，写出了富有创意的论文，结集出版了《中国散文艺术论》、《吹万集》等。其次，是对古代典籍的整理，包括对国家重点项目中华大藏经《禅门宝藏录》、《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的点校等。

问：“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您退休后会出现著作和研究成果“井喷式”出版的原因，原来是长期积累的结果。那么，怎么评价您退休以后取得的研究成果呢？

答：我退休以后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2002年至2006年，是应出版社之约，写作了一批关于古代典籍和现代优秀文学作品的评注、欣赏书籍，计有《道德经》评注（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9月重印一次：2011年10月再版，第三次印刷）、《菜根谭》评注（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9月重印一次）、《围炉夜话》评注、《楚辞·天问注》、《儒趣百图》（合著）、《千古祭文》赏评、《教我如何不想她》等。

2004年，我到北京参加大儿子的博士毕业典礼，结识中国妇女出版社编辑朱婷婷。闲谈中，我提及编有一部《中国现代爱情散文精选》。她立即来了兴致，建议我重新精编。回合肥后，我立即编成这部22万字的爱情诗文选，在40天内写出了所选散文诗歌的评论，并将这部诗文选定名为《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部书于2005年1月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我打了一个时间差，体会到，文学研究既需要“十年磨一剑”的甘愿坐冷板凳的功夫，又要善于抓住机会。1990年，我编辑《梁实秋文坛沉浮录》也是在听到新华社播出著名文学家梁实秋在台北逝世的消息时突然想到的。1991年，我写作《不灭的纱灯——梁实秋诗歌创作论》，也是在台北贯雅文化有限公司答应出版后，在40天之内完成的这部17万字的著作。2007年，新昌县旅游局向我发出邀请，我看中支遁这一全国没有人全面研究的机会，毅然前往，也是觉得机会难得。

第二个阶段，是2007年至2011年，在新昌的四年，主要进行佛教般若学的研究。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完成了《支遁评传》30万字的写作与出版。《支遁评传》2009年9月出版后，我准备回合肥。但新昌县委统战部、民宗局和大佛寺都希望我留下来给大佛寺编一套丛书。我因为还有《支遁诗文译释》书稿没有出版。于是同意留下来编一套“新昌大佛寺文化丛书”。这套丛书包括我的《支遁诗文译释》、《东晋般若学“六家七宗”综论》、《大佛寺高僧传（点校）》。一年以后，2011年9月这套丛书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这年10月，我离开了新昌，结束了这趟文化之旅。

第三个阶段，2012年以后，我常住北京。这期间，主要写作了一批关于当代名家的文学创作评论和省内学者、作家创作、研究成果的评论，这些评论都收在《吹万集》中。

此外，还撰有一部关于新时期女作家的评论书稿，总计30万字，其中一部分篇章已发表。

问：《中华读书报》2018年1月24日第三版头条发表了著名学者、散文理论家、散文家林非先生的文章：《李正西的学术主张》。请问，您的学术主张究竟有哪些？

答：我思考了一下，我的学术主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我主张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国文学的精神在当代获得深刻的转型。我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自觉地要求把已经发生过的一切都当作历史，重新加以考察，在这个基础上前进；绝不停留在已经发生过的一切上面进行赞美、赞叹、流连忘返，而是以一种站在前人之上的创造性思维，进行卓有成效的创造。这是要求站在今天的角度，在一个很高的历史发展的认识水平上去考察过去优秀的东西，批判陈腐的东西，从而建立起新型的文化形态。这就要求善于在比较中确定对象之间的差别，从而获得对于事物本质的理解和认识，而且这种认识越是清晰，越是深刻，就越会有更加自觉的活动，就越会获得超越前人的成就。这些认识与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有关，与我关心中国哲学、文化学等有关，也与我在上世纪70年代系统学习过马列六本书有关。在这个过程中，我才有可能提出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国文学的精神在当代获得深刻的转型的主张。我研究佛教般若学并且有著作出版，也是为了这个目标。

其二，我主张用中国文学的理论包括艺术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的问题。我认为中国文学的问题，特别是文学的艺术问题，用中国的文学理论来说明和解决更为深刻和准确。因为中国的文学理论——中国古代的文论、诗论、画论、书论、小说评点等等，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中国文学的理论，例如文学的意象问题，文学的兴会问题，文学的气韵、神韵问题，文学的神似、形似问题，文学的比兴、意会、境界问题等等，都是西方文学理论所不具备的。这方面我在拙著《中国散文艺术论》及发表论文中作了说明。

其三，我主张用勇猛精进的创造精神研究文学的问题。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都应该具有深刻的思想，研究者都应该是思想家。“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要思想活泼，目光敏锐，敢于开辟草莱，敢于突破成说，敢于脱前人旧套，破前人樊篱，独辟蹊径，锐意创新。没有这种创造性的超越意识，很难结出创新之果。这种创造性的超越意识，又必然是以当代意识为准绳，以美学的和历史学的批评作为价值判断的尺度，从而将研究和创作的方向与目标选择的逻辑起点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时，又决不拒绝吸收人类先进的思维成果，以有助于洞察已经发展变化了的文学现实和文学现象，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研究和创作风格。

其四，我主张对研究对象作艰苦的探索。“横看成岭侧成峰”，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十年磨一剑，今日把示君”，需要耐力和意志，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又对新鲜的形象和正在成长的作家或新发现的艺术，满怀着喜悦和热情，更需要创造的欲望和激情。增广见闻，博采众长，选准方向，独树一帜，是必要的努力。闳中肆外，寻章摘句，钻坚求通，是必下的功夫。绝不敷衍塞责，认真地检验每一件作品，反复修改推敲，是必备的品格。我个人确立的研究项目和进行的创作，要求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坚持走自己的路。创作上，不求闻达，只求自我的表达。拙著《中国散文艺术论》、《支遁评传》采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明中国散文艺术的特色和佛教中国化的特点，就反映了这种见解与追求。 □付方

新闻推荐

秸秆沼气建设有序推进

日前，肥东县大中型秸秆沼气集中供气工程建设正在紧张有序的推进中。位于陈集镇陈集社区山头新农村点的工程建设管理房...

肥东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肥东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