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在肥西县读初二,学校鼓励我参加初三的升学考试。我当时家庭困难,如能提前一年考上个中专中技,尽早找个工作,当然是好事。老师们都很支持我,为我批改初三的作业,热情地给我解答难题。
这样的日子没持续多久,四五月间,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消息不断传来,六月份,县工作组来到学校,要求全体师生行动起来,狠狠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第二天学校的宣传栏和墙壁就贴满了大字报。工作组确定了几位校领导和老师作为重点批判对象,学生代表轮流值班,监督他们看大字报写检讨。
我的名字也很快出现在大字报上。大字报把支持我跳级作为校领导的重要罪行,指出这是在培养“自专道路的典型”和“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大字报开始称我是“张某某”,后来就指名道姓,要我这个“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急先锋”悬崖勒马反戈一击,争取将功赎罪。
我顿时蒙了。不敢去看大字报,可偏偏有几位同学,经常拿写好的大字报在我眼前晃。我想找校领导和老师,但他们已自顾不暇,同学们也很少和我说话。我孤独委屈,感到十分害怕。
无奈中,我找到工作组的办公室,组长接待了我。看到组长和蔼可亲的面孔,我的眼泪一下流出来。听我抽抽泣泣地诉说完,组长说,这件事不是我的错,同学们写大字报,我们不能不让他们写,不要怕,几天就会过去的。组长的话使我放下心来,但心中的委屈并没解除。临走时,组长拿出一本书递给我,说借给我回去看看,也许有好处。
回到寝室,我拿出那本书,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有点诧异,不知道为什么让我读这本书,但凭着对组长的信赖和好感,我认真读下去,并很快被吸引住了。刘少奇用最朴实易懂的语言说,我们一些同志丝毫经不起批评、打击,受不了委屈、冤枉,甚至连一句不好的话也受不起,或者是多心多疑,以为别人的某些话是有意隐射他的,为了这些话,他可以抱怨,伤心到极点。刘少奇告诫说,要虚心接受一切正确的批评,也应该受得起误会、打击,以至委屈冤枉,尤其不要为别人的一些不负责任的、不正确的批评和流言所刺激而冲动起来。刘少奇还进一步说,对于别人不负责任的误会和批评,必要时可以申明和解释一下,如果解释不了,只好让别人去说。世界上完全不被别人误会的人是没有的,而误会迟早都是可以弄清楚的。当我读到这些内容时,精神为之一振,一下子想通了。我也理解了组长的初衷。
形势很快有了新的变化,工作组突然撤走了,传来的消息是,他们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回县里接受批判,我再也没见到组长,书也未能归还。不久,书的作者成为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为大毒草。我把书藏了起来,也许藏得太深,以后再也没有找到。但是那本难忘的书,连同那段难忘的日子,都已牢牢印在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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