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与政治智慧□徐迅雷

我订阅的学者徐庆全先生的微信公号“八十年代”，常常有好文力作推送。2017年12月5日推送的是一篇《说说1990年前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独到的视角、翔实的史料，十分吸引我。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解释，在百度上有一大段，其实就是“分田到户”，要弄那么复杂的“概念判断推理”，实在是当时的制度环境使然。不管搞什么概念，不管把概念搞到如何复杂的程度，归根到底就是农村把田地分给农民自己种去了，丰收的奇迹立马就出现了。我家，吃饱了。父母加兄弟姐妹5个，共7口人呐！

徐庆全先生在《说说1990年前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回溯了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农村改革最伟大的成果，就是打破既往大集体的大锅饭体制，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其中提到有个概念叫“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何为“双层经营体制”？简单地说，就是集体经营和农民家庭经营相结合。这就是：既要说到“集体主义”，又要巩固“农村改革的成果”。“2008年10月，我采访杜润生的时候，他特意谈到了这个概念。他说：这是在起草1983年第二个‘一号文件’时我提出的。那时，处理像包产到户这种带有政治敏感性的大问题，还受着某种约束，文件不提集体经营这一块根本过不去。”

这就是杜老的政治智慧。只有谙熟中国的制度环境，并且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思考之睿智、前行之勇气，才会具备这样的政治智慧。杜润生是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是公认的、具有深刻影响力的、制定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的核心人物之一。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他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70年代末80年代初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80年代初期以后担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长期参与中国农村问题的决策制定工作。他一直认为“中国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他多次向中央建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起到了巨大作用。

事实上，农村改革就是从“集体主义”的窠臼中挣脱出来的。当时如果不顾及禁锢的窠臼，那就无法从禁锢中撑开 一条缝，你得不到“寸”，如何进得了“尺”？假如当初要是有人提出，包干到户的结果会长出一大块个人财产的话，那农村改革就搞不下去了。”所以，杜老当初提出“双层经营”，就是一种政治妥协的智慧，先让粪土般的固有窠臼存在，同时能让禾苗种下去，有一条缝隙长出来，最终在粪土上开出美丽的鲜花。

“千好万好，不如分田到户好”，这是农民说的话。自打农业集体化后，农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农民不得温饱，城市食品严重短缺，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并且引发出很多社会、政治问题。“分田到户”，就是把土地经营权还给农民，让农民为自己种粮食，而不是“为集体”“为他人”忙活。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30年间，被“统”之后，谋求“分”的农民行动，在神州大地此起彼伏，如星星之火，几乎没有间断，只是管控禁锢严格严厉，未到燎原之势。这在《杜润生自述》中有诸多记载。

1977年，以及接下来的1978年，这一阶段被杜润生称为改革的“酝酿阶段”。1978年岁末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里程碑。改革开放不是一步到位的，不是一次会议就能解决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农业发展制定的一个决议草案，仍然留下一个禁区：“不许包产到户”。但重要的是，“两个凡是”突破了，思想层面开始解放了。

1979年4月，“中央文件里第一次提出在一些特殊地区应当允许包产到户”，这是撕开一条小小缝隙，开这个口子也不容易，但重要的是口子开了，不再是在政策制度层面铁板一块了。

集体经济缺乏激励机制，土地既公有又公营，唤不起农民的积极性和责任心，非改不可；要想改变生产增长停滞的局面，就得实行包产到户，这样利益归属明确了，才能唤起百姓的生产积极性。

时序进入到重要的1980年代，1980年4月中央召开编制长期规划会议，这是一个契机，在4月2日征求意见的会上，杜润生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这个建议成为会议的共识，汇报到邓小平那里，得到了明确的支持。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另一次谈话中，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这次谈话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为题，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为了消除“有的同志”对“影响集体经济”的担心，邓小平举重若轻地说，“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他还说道：“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仍然是按老框框办事。”

杜润生在书中高度评价：“邓小平的这两次讲话，标志着包产到户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突破口。”然而，接下来搞不搞“包产到户”，争议仍然很大，支持者和反对者泾渭分明，结果在现实操作层面变成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981年3月，杜润生随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和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一起出去调查，去了河南和鲁西北。随机抽查“包产到户”之后的情况，“看到家家户户粮缸里都是满满的，农民表示满意。说：第一，吃饱肚子。第二，有了自由。能自由去赶集买一点、卖一点东西‘村里活气大了’。第三，河南一带包产到户，土地按劳动力分包，土地生产率普遍提高。”

“蓄之既久，其发也速”。从1980年下半年起，在贫困地区试验包产到户立竿见影。中央的态度有了变化，多数省份的领导层也没有人再反对包产到户了。只有河北、东北几个省的领导思想固化不想动，胡耀邦、杜润生等分头下去推动。到1981年底，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已近半数。星火燎原，一发而不可收了！

1981年秋天，中央第一个“一号文件”准备起草。杜润生应邀出席国务院一个会议并发言，他放开来讲，可谓振聋发聩：“集体经济已难以维持，它最大的弊端就是把人捆死了。农民说不怕累，就怕捆。中国农民有了一点自由，是能够做出许多创造的；不给他自由，他有可能变成你的包袱。”“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困。因为担心出现差别、两极分化，结果搞了绝对平均主义……”

杜老的改革意识，与他的开放眼光也有很大的关系，书中有一节《“家庭农场，现代化经营”——外国所见》，谈的是他到国外考察所见所感：“1979年以后，我到过南斯拉夫、北欧各国、法国、美国、英国、西德、日本，看到家庭农场还大量存在。农村虽有雇工经营的农户，两极分化并不严重。在欧美各国发现，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农村家庭经营占的比重均在80％～90％以上，经营规模很大。一个农场土地少的是几公顷，多的是几十、几百公顷，不雇工，只在农忙时雇点学生打工，一切现代技术都能应用。家庭经营与农业现代化不是对立物，彼此可以相容。”杜润生睁开眼睛看世界，这让他下定决心为“家庭经营”鼓与呼。闭关锁国久了，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就全然不知道了，这是多么的可怕，所以，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没有开放就没有进步。

2018年是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40周年的纪念之年。此时此刻，让我们记住这位致力于推进中国农村改革、实行“包产到户”的杜润生先生的这句名言：“历史是人创造的，但人创造历史又受到历史的制约，不可能任意去创造。”

（作者系《杭州日报》首席评论员，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兼任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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