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四军“小鬼”到大学教授

○已是八十高龄的龚维丽

○口述者参军时全家福（前排左一为龚维丽）

抗日烽火中成长

1945年的春天，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从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安徽省庐江县金牛镇山南孙家辗转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正式参加了新四军。那时我13岁，姐姐不到15岁。虽然我是13岁参加了新四军，但是在我六七岁的时候。已经参加了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的许多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初秋，我开始在合肥鸿仙小学一年级读书。上学才一个多月，东门火车站就遭到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此后每天都会有几次空袭警报。很多地方不断沦陷，眼看很快就要打到合肥了。我们不愿意当亡国奴，全家从合肥城里逃难到寿县罗集我外婆家，后又逃难到姨娘家合肥东乡青龙厂褚圩子。这里比较偏僻，相对要安全一些。

1939年春天新四军四支队到了褚圩子。四支队的战地服务团也来了。那时父亲龚意农任军政民联合办事处主任。所以当时全家都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日运动。不久，叶挺军长和新四军的其他领导干部也都来到了这里。一时我们这里似乎成了新四军的军部和军队的营房。那时我学会了许多抗日救亡歌曲。

后来日本鬼子下乡扫荡，当地顽固势力也不断骚扰，并且点名悬赏要抓捕我的姑母龚夕涛（后成为抗日名将孙立人的夫人）。局势十分紧张。此时新四军要进行战略转移，父亲也要隨部队转移。剩下我们一家老老小小又开始逃难。最终我们来到了姑母的婆家，也就是庐江县金牛镇山南孙家。因为我的姑父孙立人在淞沪战役中，作战英勇，当时已是闻名遐迩的抗日名将。而他的家乡又是国民党统治区。有他的掩护应该比较安全。记得在去金牛镇的路上，天上飞机的嗡嗡声，不远处机关枪的哒哒声，如影随形。晚上还要经受严格盘查的惊恐。一家老小颠沛流离，忍饥挨饿，母亲和妹妹还病痛缠身。虽然已经过去了近80年，那些艰险和苦难的日子，记忆中永远不能抹去。

金牛镇地处偏僻。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安身环境，也得到了一个上学受教育的机会。我跳过了一、二年级直接上了小学三年级，一直读到小学毕业考上了初中。

交替进行的工作和学习

1945年初春，父亲要母亲带姐姐和我也到抗日根据地。经过几天的路程， 我们才到了淮南路东抗日根据地。到了以后我们才知道，父亲已是淮南银行的首任行长。淮南银行是根据地自己创立的银行，发行的货币在根据地内流通，甚至在日寇地区和国民党地区的边界上也都可以流通。当时在它流通的范围内信誉极高，和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等值。

几天后，我和姐姐被分配到淮南银行工作，具体是做金库的点票员。点票员任务就是数钞票。数钞票对我来说也不简单。首先要向老同志学习点票子的技巧。有新钞票，也有许多回收的废旧钞票。新钞票要点数捆扎发行出去。旧钞票也要点数打捆准备销毁。点票如何保证准确无误，如何提高速度，都不是一日之功。何况还要忍受废旧钞票难闻的气息和扑鼻的灰尘。看似简单的点票员工作。其实也需要有一种敬业的精神和熟练的技术。

这时候前方不断传来抗日的好消息。最终，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大家欢呼雀跃，激动得流下眼泪。艰难困苦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所有人都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中。不久后，在汪道涵和戴锡可夫妇的提议下，我和姐姐又被派到古城的淮南公学去学习。

淮南公学可不是一所普通的中学。每天早晨听起床号起床，然后排队上操。上完操回到宿舍拿碗筷在伙房门前排队。这时有人指挥唱歌，然后按顺序打饭。我们上的课程除了语文、数学等文化基础课之外，还有一门社会发展史让我觉得非常新鲜。从猴子变人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以及五种社会形态都讲到了。这本教科书我很快把它看完了，它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让我初步建立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也学会了唱《国际歌》和《延安颂》等歌曲。

不久，苏皖边区政府在淮阴成立，我们又来到了这里。很快华中银行总行成立了，父亲是副行长。我和姐姐也到总行报到了，工作还是在金库。时间不长，我和姐姐就被调到华中建设大学附中学习。这所学校又名淮南工业专门学校。它既是学校又是工厂。产品有肥皂、牙膏等。学校的生产活动使我们增加了许多新的知识。

为革命假扮“大小姐”

大约是1946年7月，组织突然通知我们去东台。原来父亲已经调利丰棉业公司任总经理，顾准任董事长。这个公司是以私人股份有限公司名义出现的。主要的任务是和上海的商人做生意。用出口棉花换取解放区缺乏的商品并且赚取利润，为将来和平谈判成功以后，补充党的活动经费。父亲以大商人的身份出现，要和上海的商人们打交道。这就要求祖母、母亲，以及我们姐妹和父亲在一起，扮演大老板、老太太、太太和小姐的新角色。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不得不参加一些宴请和交际方面的活动。可能是水土不服等原因，我生了一场大病，还差点送了命。

不久，内战就爆发了。1947年的元旦我们开始向山东北撤。从此我们每天都在枪炮声中长途跋涉。天气寒冷，我一路上不断咯血。后来我们转移到沂蒙山区。在那里，为了运输粮食。我从毛驴上摔了下来受重伤。一个多月自己不能穿衣。至今仍然落下脊背和腰部残疾。

后来我被送到驻扎在日照安东卫的新四军留守处，但刚过一个月，新四军留守处又接受了新的任务，我们需要继续向胶东撤退。在行军的路上，我和姐姐转入华中建设大学财经系，学习政府会计。至此，一边行军一边学习。这样经过山东诸城到高密到莱阳、文登，一直走到乳山、荣成。记忆最深的就是，休息下来我还不忘坐在背包上看着小黑板，听夏教授给我们讲借贷原理和丁子账户。

1948年1月，学习结束的我被分配在华中银行总行会计科工作，一直到总行迁到淮阴，我又被分配在华中银行两淮支行会计科工作。两淮就是淮阴、淮安。淮海战役胜利后，1949年3月我们全家又都回到合肥。我一直在银行会计科工作。1951年组织上决定我去考中国人民大学，幸运地被录取在财政信贷系，毕业后就留校教书了。从此一直从事高等学校的教育工作，1998年离休。

从一名新四军小战士，到银行点票员、 会计员，再到大学生、大学教师，直至享受政府津贴的大学教授……回顾自己曲折的成长历程，我最大的感悟就是，我的成长和革命部队、特别是新四军对我的教育、培养是分不开的。通过革命，锻炼了我追求真理不怕困难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点燃了我对知识的渴求和对学习的永不懈怠，也培养了我一些良好的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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