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写的,是城市记忆中的老树。
开篇就从三国时代写起吧。唐人吴资有诗曰:“曹公教弩台,今作比丘寺。东门小河桥,曾飞吴主骑。”读罢,一千八百多年前的刀光剑影似在眼前闪现。那时期,一代豪雄曹操先后四次来到合肥,指挥对东吴作战。他筑高台教练强弩手,以提高兵力。
夏日炎炎,为免使士兵遭受酷暑之苦,曹操特命人在台沿广植松树,庇射手以荫凉。每当风起,松声如涛。如今,听松阁周遭仍有松树挺立,“教弩松荫”也曾被誉为“庐阳八景”之一。然而,只道是“今人不见古时松,青松曾经荫古人”罢了。
历史的篇章翻到了南宋,那时合肥成了边城。1176年的春夏之交,才华横溢而又落拓的词人、音乐家姜夔来到了合肥。当年的合肥城是“空城晓角,吹入垂杨陌”的凄凉景象。所幸,在一个皓月当空、清风佛柳的晚上,他在“柳下坊陌”与一对年轻美丽、才艺双全的合肥姐妹不期而遇。旋即,姜便与弹琵琶的姐姐一见钟情,并将这场旷世奇绝的爱情坚持了二十多年。后来,他在《送范仲讷往合肥》一诗中写道:“我家曾住赤阑桥,邻里相过不寂寥,君若到时秋已半,西风门巷柳萧萧。”可见,合肥的柳,在姜夔的心目中是何等的位置和分量。一个春日的早晨,我站在赤阑桥上看风景。桥下水波荡漾,两岸杂树生花,其间,亦有柳影婆娑,柳絮飞扬。只不过,缺了那一分琴韵,少了那一种情思。
斗转星移,时光流逝,朝代更迭。转瞬,到了清朝末年。1892年(光绪十八年)逍遥津归为龚心钊所有。他于1904年建“蘧庄”于津畔,植以松柏、银杏、麻栎等植株。这些树木如果存活到今天,一定是参天大树,并且皆有百岁以上的高龄了。可惜,1938年日军占领合肥,此园沦为养马场,很多银杏、麻栎被日本鬼子砍了,当作拴马桩。仅留下两三棵圆柏、侧柏和一棵白皮松。如今,它们以斑驳的树身、百年的树龄,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说起百年以上的银杏,包河如今还有一两棵,就在包公祠园内。它们树身粗壮,枝干遒劲,高耸入云,与白墙青瓦的祠院相映生辉,似在宣示着包拯刚直不阿、清正高洁的品质风貌。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1949年1月合肥解放。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生的人民政权十分重视城市建设。1955年,号称“安徽第一路”的长江路拓展建成。当时的行道树法国梧桐,据说是市里一位领导托老战友从南方城市弄来的。“老合肥”们一定还记得四牌楼(范巷口)之四角,挺立的那四棵雪松吧,它们与梧桐树一起,见证了多少难忘的历史时刻啊!它们目睹过伟人的英姿,它们繁茂的枝叶,曾为无数市民遮挡过霜雪烈日。今天,它们为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或屈身矮化,或移居他乡。让我们向这些光荣的老树们致敬!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合肥的工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建起了很多工厂。我家就在那时搬到了北门工业区的白水坝。那时的宿舍多为平房,每排平房前面都种植着一排白杨,堪称整齐划一。那时我只有四五岁,可以说时和那些小白杨一同成长的。“百年树人,十年树木。”到了“文革”期间,小白杨已呈钻天之势,树干也有碗口那般粗了。竟有趋利之徒趁“无政府状态”之机,一夜之间砍去好几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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