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管齐下治“烟害”

近年来关于控烟的重磅措施接连出台，但实际成效与公众期望并不相符。如何突破 “瓶颈”，逐步实现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和人大代表——

本报记者 高城

受访嘉宾：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和平路院区呼吸科主任 杨庆斌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孙兆奇

记者：从医学角度来说，吸烟对吸烟者本人、对他人的危害究竟有多大？

杨庆斌：烟草点燃后产生的烟雾中含有成千上万种有害物质，其中烟焦油等69种物质的致癌作用是公认的。吸烟是产生自由基最快最多的方式，每吸一口烟至少会产生10万个自由基，从而导致癌症和许多慢性病。英国一项对3.5万名吸烟者进行长达50年的研究结果显示，肺癌、胃癌、胰腺癌、膀胱癌、肝癌、口腔癌、鼻窦癌等11种癌症与吸烟“显著相关”。

当吸烟危害吸烟者本身健康的同时，“二手烟”也影响非吸烟者，“二手烟”甚至“三手烟”对儿童健康的危害不容忽视。吸烟孕妇所生的孩子发生出生低体重的几率明显增大，这会引起婴儿早期健康问题，也是婴儿死亡的重要原因，10%的婴儿猝死是由被动吸烟引起。如果儿童与一些吸烟人士同住的话，他们的呼吸系统较容易受到感染。其他影响包括增加咳嗽、气喘、痰多、损坏肺部功能和减缓肺部发育。

记者：您认为控烟难点在哪？

杨庆斌：吸烟者非常普遍的“吸烟合理化”信念，是控烟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国家卫计委在安徽省设立的首批3家规范化戒烟门诊之一，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戒烟门诊自今年2月3日正式开诊至今，已接诊近120位患者，但患者戒烟效果并不理想。控烟是一场全民战、持久战，只有每个人积极参与，才能取得好的成效。控烟想要取得实效，发动“沉默的大多数”很重要。如果人人都认为别人吸烟跟自己无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我们就只能在沉默中继续做受害者。

孙兆奇：利益藩篱也是控烟进程难以推进的重要现实原因。烟草税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在不少地方，烟草企业是纳税大户，政府部门对烟草经济、烟草税收很是依赖。烟草利益的长期滋养，使一些部门就像烟民一样对烟草上瘾、甘之如饴，消解了控烟的动力与决心。

记者：随着我国控烟立法加速，从法制层面破题成为公共场所禁烟的有效途径。如何将依法控烟落到实处？

孙兆奇：2013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了 《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2014年1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我国首部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些都表明我国正在加速控烟的法治进程。国家立法有望破解部门各自为政、法律效力等级过低等控烟短板，利于形成政令统一、标准一致、举国共识、齐抓共管的全面控烟格局，是深化依法控烟工作的巨大进步。

立法控烟只是迈出有法可依的第一步，能否切实发挥其令行禁止的法律效力，还需破除“执法难”的制约瓶颈。公共场所禁烟，关键在于落实，除了加强禁烟宣传、提高烟草危害警示效果，更需要加大执法力度，实行违规投诉举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切实打破法不责众、有法难行的怪圈。因此，优化制度设计、完善法律法规，推动烟草转产、产业转型，消除利益上的“烟瘾”，是依法控烟的重要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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