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力
那年春晚,一对农民工歌手唱红了 《春天里》。歌里唱道,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春天里。今天,为中国经济奇迹作出卓越贡献的第一代农民工,终于白了双鬓,他们老了。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农民工平均年龄是35.5岁,2014年平均年龄则是38.3岁,平均每年提升0.6个百分点,50岁以上的农民工数量和比重都在加快提升。前不久有报道称,目前合肥不少建筑工地上,50岁以上的农民工已占三分之一。由此一个问题也日益浮现:农民工老了,靠什么“老有所养”?
今年1月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施行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为农民工异地就业接续养老保险“开绿灯”。年初安徽省又出台政策,依法将与用人单位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纳入职工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但从实际情况看农民工养老问题仍不容乐观,保障制度不够合理完善。比如,新农保中设置的15年累计缴费期限和相对较低的发放水平,便让一部分农民工特别是高龄农民工望而却步,导致弃保现象严重。
这就需要更多有针对性的改进和优化保障制度,降低异地对接门槛,进一步打破城里打工的职工险与家乡养老的居民险的界限,通过化解高龄农民工缴费难、发放低等难题,增进企业与农民工缴费养老信心。同时要加大劳动执法力度,严厉查处企业应缴不缴等违法行为,确保农民工真正享受到制度优化的红利。
农民工群体 “老去”,还凸显了另一个问题:新一代的农村劳动力能否接过“接力棒”。这固然与新老劳动力之间的断裂、人口出生率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取向有关,但不可否认有劳动力市场的各种歧视性制度的原因。当前城乡鸿沟依然存在,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新市民阻碍重重,户籍、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制度上的不公影响了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
在生产力的三要素中,劳动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未来十年,我国面临制造业升级的重大考验。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千万高素质的劳动者。然而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逼近,或将导致更普遍的劳动力缺乏。应对这一问题,不能仅仅靠延迟退休等手段,更重要的治本之策应该是加快改革步伐,让新生代农民工获得体面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权利。从这个意义来说,健全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不仅是高龄农民工实现“老有所依”的现实需要,也是化解新一代农民工后顾之忧的必然选择。更彻底地推动户籍制度,建设无差别的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加快医疗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新一代农民工才能拥有归宿感和认同感,激发创造力,薪火相传为新的经济奇迹提供强大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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