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籍历史学家唐德刚

在历史学界，有这么一个老人，记录过胡适、顾维钧、李宗仁的传奇一生，也被认为是最合适张学良的记录者，可是因为与口述者观点差异过大，未成为最后完成张学良口述史的记录人——这被视为史学界的一大遗憾。他写得一手好文字，他的历史著作充满浓浓的个人风格，被夏志清称为“唐派文学”——他是唐德刚。

2007年冬天的一个中午，我从纽约坐计程车到新泽西唐府。唐府是一幢独立的房子，周围树木成林。唐太太吴昭文女士在门口等候，唐太太乃民国名将吴开先之女。

唐太太帮唐先生戴上助听器，斟茶后便退入内房。唐先生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故事。讲到开心处，唐先生会欢笑鼓掌，而到了最得意时，便是一句“乖乖”的口头禅。

唐先生说：“我跟你们讲故事，三天三夜都讲不完，会写的人，一写出来就是畅销书。这些故事现在让我写，写不出来，我可以讲得天花乱坠。我随便讲，可以讲几百万字，可是就写不出来。”听唐先生信马由缰地谈了三个多钟头。日近黄昏，我怕唐先生太累，不得不起身告辞，唐先生的神情像个小孩子一样说：“我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呢，你怎么就要走了？”

胡适的“私淑弟子”

1949年，从中国涌到纽约的党、政、军、学各界要人，如过江之鲫。这些昔日呼风唤雨的人物，几成纽约的难民。作为一个史家，变化中的时代才是最好玩的研究对象。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唐德刚，机缘巧合之下，有幸访问民国风云人物。

胡适正在纽约81街做寓公，那是他一生中最寂寞的时候。胡适有三大“好”：安徽、北大、哥伦比亚。唐德刚既是安徽老乡，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弟，自然让胡适倍感亲切。唐先生讲起胡适：“其实胡先生很家常，很多大人物有架子，胡适啥都没有，欢迎交往。我很怀念胡先生！”

两人初识，始于哥伦比亚大学二百周年纪念之时。唐先生回忆：“胡先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校友，那时候正是哥大创办二百年，动不动就开一个小会，每一次开会，稍微有一点关系的人就找胡适。我们这些大学生常常看到胡适，最容易请的，而且请来最容易使人快乐的就是胡适。”胡适常到哥大图书馆看书，每次总要去找唐德刚，因为唐德刚是他唯一认识的华裔小职员。

我问唐先生：“当年胡适在纽约的生活如何？”唐先生道：“胡适在美国是‘难民\’，我们比胡适强多了，我们年轻力壮，什么事都可以做，还有免费医疗。胡适那时在这里做‘寓公\’，他也没有钱。胡伯母是个大胖子，我们到唐人街，他们喜欢吃西瓜，又不会开车，怎么能够带回来呢？我就带西瓜送给胡伯母。那时候胡适打电话说：‘德刚，你今天没有事啊？你伯母打麻将，你过来开个车子好不好？\’胡伯母别的可以没有，不打麻将是不能活，一打麻将早出晚归。胡伯母后来写给我：‘送给适之最喜欢的学生。\’胡先生何以喜欢我？因为胡先生以前是北京大学校长，被人家包围着，来到这里没有了，我又是他的保镖，又是他的司机，又可以陪胡伯母打麻将。”

当年唐德刚问胡适：“胡先生，您的身体如何?”胡适说：“不能病啊，一病就不得了，美国的医院费用付不起。”半个世纪以后，年迈的唐先生指着自己身体说：“我现在生病，花掉一百万，只不过我有医疗保险。胡适当年跟我讲，你要留养老钱哪！”

有时候唐家请客，唐德刚给胡适打电话：“胡先生，今晚我们家里请客，菜很多，您有没有空？”胡适说：“有空！有空！”唐先生觉得：“胡适跟我在一起像家常父子一样，我对我爸爸不敢那样，对胡适可以。”

唐先生突然低声道：“那时候我结婚送请帖给长辈，我没有送胡先生。”我问何故。唐先生笑：“我要送胡适请帖，他就要送礼啊！他送不起礼，就送一幅字。胡先生喜欢写字，‘德刚，我给你写一幅？\’‘我不要。我要白话诗。\’”

1957年冬初，唐德刚携了一部笨重的录音机来到胡府，开始胡适口述自传的录音，不意常受到访客的打扰。此时胡适出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消息已公布。为了使口述工作顺利进行，唐德刚征得哥大当局的同意，请胡适到哥大工作。每周上午来两三次，工作完毕由校方招待午餐。胡适带着唐德刚几乎吃遍了纽约东城的小馆子。唐德刚回忆：“酒仅微醺，饭才半饱，幽窗对坐，听胡老师娓娓讲古，也真是人生难得的际遇。”这样的午餐和偶尔的晚餐，唐德刚事后统计，前后约有六十多顿。

唐德刚后撰录成《胡适口述自传》一书，应台湾《传记文学》刘绍唐之嘱，唐德刚原想为《胡适口述自传》写一篇“短序”，不意下笔千里，自成十几万字的《胡适杂忆》一书。

《胡适口述自传》的出彩之处，在于唐德刚的“注”。有时一条“注”便是一篇妙文，读来不免有“离题万里”之叹，却禁不住笑出声来。而读《胡适杂忆》，如见哥伦比亚大学旁边一老一少相对闲聊的情景。就我视野所及，写胡适写得好的书有三本：《胡适杂忆》、陈之藩的《在春风里》、余英时的《重寻胡适历程》。唐著妙趣横生，陈著情真意切，余著学理严谨。

《胡适杂忆》虽然有趣，却有可商榷之处。陈之藩先生告诉我：“唐德刚的《袁氏当国》写袁世凯很详细，从前很多我不知道，写得很好，写胡适就太轻佻，形容不出胡适这个人来，形容胡适的词不是很恰当。”

当年胡适说：“德刚是我的学生。”唐德刚说：“我没有上过您的课。”胡适说：“私淑弟子。”

何谓“口述历史”

在唐德刚看来，口述历史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中外皆有老传统。孔子述而不作，《论语》便是由孔子口述，经学生或学生的学生记下来的，自然是口述历史了。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根据口述史料加以整理编写而成的。在西方，荷马和希罗多德的作品都是第一流的“口述历史”，甚而苏格拉底、释迦、耶稣、摩西的言论也是口述后记录下来的。

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研究在二战之后，开一代学术风气之先。唐德刚正在哥大求学，耳濡目染并接受专业的训练，毕业后又任职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多年。胡适晚年，欣然接受唐德刚的访问，可视为一代学术宗师对“口述历史”这一方式的支持和尝试。

在一般人看来，口述历史不过如同张学良所言“我讲你写”。只要稍为涉入口述历史之海弄潮，便知此说只是观潮者的外行话。唐德刚自述：“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他替胡适写口述历史，胡适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是唐德刚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替李宗仁写口述历史，大概百分之十五是李宗仁口述，百分之八十五由唐德刚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唐德刚做口述历史之前，已对胡适的学术思想知之甚深，所做的功课完全可以从文字中感受得到。而胡适是一位“无征不信”、“有七分证据不讲八分话”的学者，胡唐合作，自然可信。李宗仁尽管有“信口开河，不能入书”之嫌，但唐德刚也不失教师本色，带些《护国军纪实》、民国初年报章杂志甚至《民国史演义》给李宗仁看，并晓以“信史”可用、“稗官”要删之理。为顾维钧做口述历史时，唐德刚翻遍顾氏三十七箱档案材料之外，还多方寻找旁证。这番功课的甘苦，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大凡成大事者，“苦功”之外，有时不得不相信“机遇”之妙。20世纪50年代，李宗仁、胡适、顾维钧这些民国史上极重要的风云人物，恰在时空的交叉点与唐德刚相逢。唐德刚感叹：“历史学家应乘此千载难逢的时机，找出这类人物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成长的经过，把他们与整个‘民国史\’ 作平行的研究。”若干年后，唐德刚有幸面见“校长”蒋介石，也幻想提着个录音机去找老校长谈话。这虽然太不切实际，却正是一个历史学家使命的自然流露。

“我跟李宗仁在一起，他开口就巴结：‘德刚兄，认识你，好命！\’你别看李宗仁有多了不起，一个人的前途，是他的福气，他的命。”唐先生笑着回忆，“这些故事如果想写的话，那是多么精彩，我现在是不想写啊。他们说唐德刚在这一行是内行，我说：不是内行，是机遇。”

当我请教对民国人物的观感时，唐先生说：“我一辈子碰到的大人物，那都是每个人不同。人家问我：唐德刚，你写这么多历史，有什么心得？我说：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李宗仁跟白崇禧不一样，人家讲‘李白李白\’，李宗仁跟白崇禧就是不一样。”

走出“历史三峡”

就我的视野来看，可与唐德刚放在一起讨论的史家是黄仁宇。黄仁宇和唐德刚都兼有极高的文学与史学天才，文笔独具一格，颇有感染力，这是他们在华文世界都拥有无数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他们的一些史学观点，始终不得主流学界的认可。黄仁宇念兹在兹的“大历史”观与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说，也堪作一比较。

在我访问唐先生时，专门请教了“历史三峡”一说。唐先生兴致颇高：“三峡是长江的一段，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三段峡谷组成，现在建大坝，江面就宽了，三峡的地质就发生变化。我讲历史三峡，中国历史从古代一路走到清朝末年，到了三峡，这里惊涛骇浪，过了三峡就风平浪静了。中国历史有几个阶段，走到鸦片战争的时候，就动乱了，动乱180年，就风平浪静，所以叫做历史三峡。现在这个历史三峡还没有完全通过，有运气的人，刚好碰上了，这是历史定命论。中国从初民社会到封建社会，一下子到封建完了，风平浪静，那是中华民族的将来。这是我的观点，有人看透，有人没看透。这是我个人的谬论，我也不敢讲我个人就是对的。我没有想到大陆上有人同情我的讲法，三峡什么时候出口，我也不知道，通过了，就见不到惊涛骇浪，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李慎之与唐德刚不约而同地描绘着一个相近的时间表，何尝不是希望的投射？一百多年来，中国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家国多难，民生多艰，无论身处海内海外，无不祈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

但愿唐公天堂安息，历史江河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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