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过后的某日,初中同学来找我,说县城同学聚会,你去不去?当时我说看情况吧,两可之间的话。上一次同学聚会已经距今十多年了。老同学很难得见一次面。所以,我最后下决心说:“咱去!”
这天,我们是乘坐公交车去的。抵达县城尚不到上午十点。在冬阳的沐浴下,我们漫步于当年不知走过多少遍的南北主街道,感受这座古城的新面貌。走在路上,和从几十里远的同学在约定地点相遇了。
我们这支刚刚“会师”的小股队伍,一走进通向聚会地点的大道上,前前后后走来七八位老同学前来迎接我们。一一握手问候,但是有的却一下子记不起对方的名字了,唯有宋广民、郑忠德还能一眼认出来。毕竟大多数四五十年没曾见面。岁月如逝水。当年稚嫩的脸上如今都刻上了一道道皱纹,头发花白,转眼间都变成了弓腰驼背的老头老太婆了。但是,无论谁,举手投足,音容笑貌,还能清晰地看到少年时代的影子。张张笑脸,就像秋天里盛开的傲霜菊花。
跨过院落,拾级而上,进入饭店包间,有三位女同学站在那里说话。要不是经人介绍,我也是几乎都名字和人很难对上号。“我是武荣华。”一位个儿稍高稍胖的女同学,看我的目光在她的脸上迟疑,便自我介绍说。武荣华是我们邻村前白庄的,上学放学她和武宜兰都是从我们村中经过,有时候,我还毫无芥蒂地与她俩结伴而行,如同兄弟姐妹。
“知道知道!”我很激动:“你总是和武宜兰一路走一路来,一高一矮,我印象太深了。”提及另一位女同学武宜兰,她略有伤感地说:“武宜兰命真不好,两个儿子都死了,现在收养人家一个小女孩一起过日子。”她这次没能来,可能是因为心情不好的缘故吧。岁月沧桑,各人的人生经历不同其实也是正常的。
正说着,一直在包间忙活着的召集人之一姜远启走过来与我握手。胖乎乎热乎乎的手,还特别有力地摇了几摇,久握不放,用真诚的微笑传达着肚子里许许多多要说的话。他是我们班的班长,很有组织能力,学习成绩也很好。他比我早当一年兵,退伍回来后当了民办教师,后来转了正,先后当过中学的教导主任和小学校长。我退伍后分到了附近的煤矿,经常见面。不是他来就是我去。即使后来我调到了矿务局机关,相距远了,也没有间断过来往。
人都到齐了,总共有十六七人,围了满满一大桌,大部分都是曾参加过第一次同学聚会的同学。姜远启坐在主宾位置,事先准备了一首即兴诗,开饭的时候念了给我们听。刚念完,同学们立即爆发了掌声和赞扬声。姜远启脸被夸得微红,连忙说:“喝酒喝酒”,便拉开了聚餐的帷幕。席间,朱广华还特地念了在合肥带孙子来不了的朱文化同学(他从乡镇教办室主任岗位上退下来的)发来的祝贺诗助兴。
法官宋广民就坐在我的右首。忽然,他侧过身子悄悄地笑着问我:“你写过的一篇文章里‘贬低\’了我吧?”
哦,想起来了。——第一次同学聚会后我写了篇文章,题目就叫《同学聚会》,可能登在报纸上被他看见了。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文中提到了同学们给他起的外号。其实,那是幽默和调侃的文学笔法,并没有丝毫的贬低他的意思。同学之间互起外号其实很正常。比如李胜民,大家都叫他唐王李世民;我一次从单杠上摔了下来,伤了胳臂,胳臂与脖子之间连着绷带,不知是谁给我起了个外号“单杠大捷”;另一位同学被校院大铁门撞破了头,用白绷带包裹着,人送外号“铁门战役”;一位演唱《我是个饲养员》歌曲的男同学,后来都叫他“饲养员”;闫建设因为善辩,死蛤蟆能说个尿淌,故称“理论皮”等等。在《新安晚报》上我曾发表过《“理论皮”外传》的文章,闫建设看后从来未生过气,竟还非常得意呢。我向宋广民再三地解释,反复地赔不是,希望他能够谅解。“我哪能生气呢?呵呵,随便说说罢了。其实,我也明白你并不是贬低我。跟你开个玩笑,你千万别当真。”他说着,站起来向我举起了酒杯。我俩情真意切地四目对视片刻,将满满的一杯酒一饮而尽……
下次同学聚会不知何时何地。也不知谁能参加谁不能参加。因为世事难测,已近黄昏岁月的我们,谁又能保证到时候不发生点什么事?不过,能去我还是要去的。要知道,老同学见一次面是多么得不容易啊!我在想,在人生的暮年能够从故知中找回那份纯真和友谊,尤为显得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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