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芝稳
近来肥东意欲打造包公廉政文化园,做作秀,当个口号喊喊还可以,真要去干,就得去研究它。搞点研究课题,丰富其内涵,否则建起来也是空中楼阁,重复与抄袭。
包公28岁中进士,38岁正式进入官场,63岁寿终正寝。纵横驰骋政坛也有24年,但研究他的人总有很多疑惑,最大的感受是:包公没有朋友,不与亲戚往来。史书里记叙他从不写私人信件,更谈不上如今盛行的批条子。流传下来的文字只有早年的一首诗:“清正为治本,直道是良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鈎。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遗来者羞。”以及晚年的一篇家训,其余的全是奏议,尤如今天的公文。
包公公正无私,廉洁自律,爱民如子是历朝历代官员的典范。政治上言行皆出公心,私德里方方面面修饰得毫无破绽。从常识上讲,人是不可能完美无瑕的。如果要求天下的人,都和自己一样,和者就甚少。欧阳修疏论包公之接受三司使的任命中写道:“心中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共瞻。”说的是人心隔肚皮,评价一个人,不重言表,信赖他的是作为,要综合全面去考量一个人,万不可求全完美。包公为啥没亲朋故友,下面列举故事若干,供读者从中品味。
婉避富人宴。说的是包公还是学生时代,在家乡合肥城念书。时常与李姓同学一道。城中一位富人相中两位人才出众,日后必成大器。随想买潜力股,请两位书生吃顿饭结交个朋友。包公不允,李姓同学不解其意。包公告诉他说:今日无功宴请,他日必有所图。李姓同学遂大彻大悟。果然后来包公真的知庐州府,当然和这位富人非朋非友。其间又流传包公打舅的故事等。只能是合肥亲友如相问,包公铁面不询情。
弹劾成都知府宋祁。宋祁,翰林学士,使馆修撰。与欧阳修合修《新唐书》、包公抨击宋祁的理由,是他知成都时多游宴,蜀人不满他的奢侈。北宋时期朝中当时文官游宴成风,宋祁确实生活铺张了一些,相当于现在市委书记每天晚上喝上二两小酒。若以此为罪,朝中官员要十去八九。何况宋祁在蜀参与编修《新唐书》,每晚罢宴还不忘工作。燃烛展纸,奋笔疾书。周围的人看见夜半更深灯光,都知道这是宋祁先生在修书。他死后,成都数千人哭于祠,似乎名声不是很坏,欧阳修就此对包公的弹劾也提出自己的异议。但是,按当时北宋王朝的吃喝成风,弹劾一人以正天下,足可见包公的忧国之心。
抨击张方平无耻。张方平,宋翰林学士,曾分别任安徽、南京、成都等地官员。与宋祁、欧阳修合修《新唐书》。此人天性豪迈,饱学之士,见解在当朝独树一帜,深得欧阳修的赏识。但怀才不遇,终身未得伸展。当时京城有一落迫之人拍卖家产,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购得一处房产。三司使这一官萌于唐末,确立于五代,完善于北宋。职能是:“掌邦国财用之大计,总盐铁、度支、户部之事,以经天下财赋而均其出入焉”。包公知道后立即弹劾,说他“无耻,不可居大位”。张方平当时身居三司使要职,购此房产确实不谨慎,但似乎尚不足以立“无耻之论”。据司马光后来说,包公文中检举张方平的不端事实,还有不少条状。虽然措辞过于严厉苛刻,但公心日月可鉴。防微杜渐,官员就应该谨慎自己的一言一行,以避瓜田李下之嫌。
笔者研究包公小有时日,宋史等历史文献对包公记载很少。若推测文件失传也讲不过去。宋人话痨最多,记叙成风。可是在如海的文集中,有关包公的记载少之又少。王安石和包公一同受过欧阳修的举荐和提拔,还曾经是上下级关系,多少总有点感情。但王安石编著的《临川集》,竟对包公一字不提。别人那里也是如此。幸好有位吴奎和包公亲密,给他撰写过一篇墓志铭;另有一位叫张田的学者,自称是包公门下,将包公奏议结集成册。若无这两人包公的形象便只能从元杂剧、诗歌、小说演义中找了。据猜测,当时宋朝多数人的心里想法应该是:对包公说他不好,实在说不出口,完美无缺;说他好又不想说,记载收录他的故事吧,又不情愿,干脆回避。后世为官者,打包公牌吧,又怕人联想生是非,所以包公的高大形象也只有让民间去树。但凡公正廉洁之人,必然亲民勤政,很难与人为友。为此,现实生活中的包公亲朋好友少,这是必然现象。耐得住寂寞,不眼红,不怕穷,节欲节好,勤政为民,敢于斗争,这才是一个合格的纪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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