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中，她们不知丈夫借下巨债，离婚后却因此“被负债”，生活陷入窘境。为此，她们抱团维权，推动修订完善婚姻法解释的有关条款——“希望更多的姐妹不再受伤害”

本报记者 王逸群

刘慧觉得这场婚姻是“命中的劫难”。8年前，她与前夫“闪婚”；今年3月，距离结束这段婚姻刚满三年，却再次被它紧紧纠缠：因前夫在外欠下大额债务，她发现自己准备过户的房产已被法院查封，即将进入强制执行阶段。

“真是晴天霹雳！ ”9月26日，在合肥市蜀山区一栋办公楼内，刘慧眉头紧锁，向本报记者吐露心声。谈及当下的处境，她面露愠色地说：“都是‘24条’害的！ ”

刘慧口中的“24条”，是2004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实施的有关婚姻法司法解释（二）中的第24个条款（以下简称“24条”）。该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规定情形的除外。

正是这条已施行了12年的规定，让原本以为生活从婚姻失败中回到正轨的刘慧茫然失措。 “他当时欠钱我根本不知情，凭什么离婚了还要我来还债？”面对记者，刘慧忿忿地打开了话匣子。

婚姻失败，莫名“被负债”

“2008年，我们在一次饭局上相识。他看起来很老实，朋友介绍说他是博士。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每天早上给我送饭，上下班还车接车送。我一直独自在外漂着，没经历过这样的爱情攻势，认识不到三个月就跟他领了证。 ”

“婚后我慢慢发现他有很多事情在撒谎。不仅学历是假的，连天天在外面做什么也不说。每次问起来，他总找借口敷衍我。我们准备买一套48万的婚房，他拿不出钱，最后东拼西凑弄来4万块，余下的6万首付还是我出的。可房产证他却瞒着我，办到了自己名下。 ”

“后来我怀孕了，他开始让我把每个月的工资都交出来，我不肯给，他就偷偷去取。孩子出生前几个小时，他才赶到医院，生孩子的5000块钱还是他姐姐拿来的。我心里真是凉透了，躺在医院里万念俱灰……”

“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忍。想着孩子也生了，将就着过吧，也许他会改呢？可事实却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他依然每月取走我几乎所有工资，没钱给孩子买衣服，我只能从亲戚朋友那里讨旧的；为了不用奶粉，我母乳喂养了1年半；尿不湿的钱省不了，我在网上淘最便宜的……2013年4月3日，我终于无法忍受，和他协议离婚。但安静的生活远没有到来，不断有人跑上门要债……”

“离婚协议里，他写明将孩子和房子给我，却迟迟不肯过户。 2014年，我起诉到瑶海区人民法院，法院将房子判给我。今年3月底，当我借了33万元还清贷款，准备将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时才发现，因为他欠别人100多万，房子已经被被蜀山区法院查封了。 4月，我开始找律师打官司。前不久，经人介绍，我认识了 ‘同病相怜\’的淮南女教师李翠莲。 ”

抱团维权，争取找回“理”

2004年，大学刚毕业的李翠莲和认识才10个月的男友完婚。在她眼里，作为银行职员的丈夫，“聪明、很会来事”。 “后来他辞职去创业，每天东奔西跑，却‘没见一分钱\’。 ”此后，因为家庭冲突，她曾向丈夫提过离婚。直到去年1月，这段婚姻才在“小三”的插足下宣告结束。让李翠莲没想到的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自此悄然袭来。

离婚后不久的一个上午，她正在教室上课时，前夫带着债主出现了。对方表明来意，逼着她偿还86万元欠款。“跟我有什么关系？结婚期间欠的又怎么样？我一分钱也没见过、花过。 ”李翠莲理直气壮，在对方抛出“法院见”后，也毫不在乎，“你去告吧，反正扯不到我头上。 ”

此后，各种要债电话纷至沓来。直到今年7月9日，收到第一张法院传票时，李翠莲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性。 “债主起诉要求我和前夫共同偿还一笔50万的欠款，我拉着当律师的同学去法院一查，发现那笔86万的欠款诉讼也将开庭，被告人里同样有我的名字。 ”

“绝不能坐以待毙。”除了和律师一起应付官司，李翠莲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上网搜寻“离婚被负债”的信息上。不久，她在网上看到了一张照片：一名女性举着纸遮住脸庞，纸上清楚地写着姓名、地域、“被负债”金额、联系方式等信息。最显眼的一行字是：“结婚证≠卖身契，呼吁修正‘24条’！ ”

像抓到救命稻草的李翠莲加了对方的QQ，很快被拉进了取名“抱团取暖”的微信群。在这个来自各地的近百人的群里，她发现很多人和自己有着相似的遭遇：婚姻中，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另一半在外欠下巨款。这些钱或是赌博、吸毒等挥霍一空，或是不知去向。即便已经离婚，因为“24条”的存在，她们也难逃“被负债”的噩运。

这群人几乎涵盖了社会上的所有职业，“被负债”的金额也各不相同，有几十万的，也有上亿元的。 “她们中有人因此失去工作，有的房产被查封，有的工资被按月抵扣。”李翠莲记得有个刚进群的网友向大家哭诉，引起共鸣：“判决之后，我天天活在恐惧、绝望中。打工不敢用真名，害怕放高利贷的找到我。我活得太累了，可为了孩子还要好好活着，一定会有天理的！ ”

李翠莲决定自己把“理”找回来。“和我一样站出来维权的人有不少，大家一致认为只有废除或修改‘24条’才能翻身。”李翠莲和刘慧相约在淮南见了面，并共同编写了一条“寻人启事”在网上发布，期待找到更多的受害者，共同维权。

国庆节前夕，在淮南市田家庵区的一栋商用楼里，坐在记者对面的李翠莲开门见山地说：“选择维权和曝光，只是希望不再有人重复我经历的悲剧。 ”

维权路上，她们不言弃

事实上，作为李翠莲的同学兼代理律师，有着10年从业经验的王道帮深知“想打赢官司很难”。此前，他接过几十起类似的案件，都是判决夫妻共同承担债务。 “证明一方债务的举证难度极大。”他说，首先针对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的例外情况，即便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财产约定，被债权人知晓的可能性也很低，“就算债权人知晓，在发生纠纷时为了拿到欠款也会否认。 ”

“如果能证明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也可判定为一方债务。”王道帮发现问题又来了，就李翠莲的案子而言，法院从银行调取了78万元借款中50万的详细交易记录，明确显示这笔钱转给了第三方，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可法院的最终一审判决结果依然是‘共同债务\’”

李翠莲准备“死磕到底”。与此同时，原本沉默的“被负债”群体，最近却因网络媒体的报道走进公众视野，引起社会各界热议：有人觉得这是条“恶法”，有人说这背后其实是“虚假诉讼”问题……“不过大部分都认为‘24条’有修缮的必要。 ”她说。

王道帮也觉得，“24条”执行多年，判定和举证机制已无法适应现阶段的社会发展。“如果进行修改，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他说，首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夫妻债务认定标准要打破仅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唯一认定标准；其次，在举证责任分担上，可以对债权人进行限制。如，债权人要证明借款事由、是否为夫妻双方合意等；最后，即便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也应将其划分为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比如个人所享有的财产，不应用于偿还共同债务，这是对个人财产所有权的保护。 ”

“‘24条’需要完善，但任何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都不能单凭个案判定好坏。 ”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立法顾问、安师大法学院教授袁敏殊认为，当今社会环境复杂，虚假债务不断涌现，“法院无法判定个案中夫妻双方是否作假、还是有一方真不知情，所以大部分判决结果都只能从保护债权人的角度出发。 ”

“应该从根源上避免类似情况出现。”袁敏殊建议，一方面走进婚姻的男女要更慎重，另一方面，要在保护个人财产隐私的前提下，建立制度化、长期性的个人财产申报制度，让夫妻双方充分了解彼此的收入、财产和债务等，也有利于区分婚内财产和个人财产。

针对“24条”是否修改、如何修改的社会讨论仍在发酵，但李翠莲却觉得“希望渺茫”。最近，她忙着在网上接待媒体曝光后蜂拥而至的“受害者”，“我们会不懈努力，让最高法意识到‘24条’的漏洞，促使他们尽快修正法案，避免更多无辜的人受害。 ”

刘慧也在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发出声音”。 11月11日上午，她来到省人大驻地，希望把“被负债”群体的情况“递上去”。从人大办公楼里走出来时，一阵冷风吹过，她下意识地紧了紧外套，心里没来由地想着：“天凉的日子还长着呢！ ”

（文中刘慧、李翠莲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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