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诗与他俗世的生活,究竟构成什么样的对应关系?这大概是多数写作者都曾自我质询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这种追究派生出来的一种内生动力,也完全可被视作写作的重要心理资源之一。
如果说依据此问题,确有必要在一个人身上切分出“显在的我”与“潜在的我”,那么二者之间的相互凝视、相互怀疑、相互缠绕、相互冲突乃至相互撕裂,直至有可能出现的相互和解,几乎可说是一个写作者发现自我、探索自我的不二之路。换一个说法,写作的价值或写作的难度,都很大程度维系在对这二者关系的呈现上。
在合肥诗人经常性聚会的推杯换盏间,谢其盛显在的一面是令人称羡的。他是一家颇具规模企业的管理者,自豫入皖后,事业上一直算是通达。性格上的敦厚淳朴、为人的谦和礼让、对朋友的慷慨热忱等等,使他获得了良好的口碑。熟悉而细心的读者也自会在他的诗中,找到很多这种“显在之我”的投射痕迹。比如,他特别喜欢摄影,诗句中便充溢着草木虫兽之名和光影交织之感。他的企业生活繁杂而紧绷,写作在整体上便呈现出一种反向的对应:对自然界豁然敞开的愿望,和一种对简洁句式、松驰语调的偏爱。当然,来自他日常生活的符号对应,更是无处不在:挖掘机、脚手架、玻璃、轰鸣、网状的缝隙……这些符号,活生生地复制了他在建筑工地的工作场景。
不管一个写作者是不是要刻意遮蔽与掩饰,那个“潜在之我”始终会在语言中现出踪迹。这仿佛是在对写作与阅读作出双重提醒:现象的真实是不可靠的,艺术的真实、本质的真实会抓住一切微妙的机会“发言”。所以即便如谢其盛这般对“状物”几近热爱的诗人,也难免会在一番精心的景致摹写之后,又称其为“放大的假象”(《静谧之心》)。他踯躅于秋雨中凋零的小园子,会深切地感叹着一种“身体被掏空后的麻木”(《无题》)。有时,他会被一种现象背后强烈的虚无感抓住,“熟睡者的鼾声//撞击着空洞的湖水”(《沉醉》)。我并不打算随意地将“深刻”二字赋予对谢其盛诗歌的解读,只想表明我的一个想法:一个潜在之我从语言中的涌出,有时是语言在行进中的深层本能反应。他抓住了这种反应。
谢其盛擅于观察,从视觉上开始建设他以抒情为主调的语言世界。善游于物者,必游于心,眼之所见叠加着心之所见,虚实交加的景象状述,也使他的所见与所感在融合交汇——虽然这种交汇,仍有待趋向语言实践的深层。读他的诗,我时而将他同一场景的摄影作品拿来比照,在比较中生出一种期待,即希望他摄影中纤毫毕现的细节表现力,在细节上穷究不舍的手法,在诗歌写作中也能得到有效的表现和更充分的释放。
其盛写诗仅仅几年,旺盛的创作欲已带来量的累积,在这之后,必有一个深刻的自我质疑与自我修正的过程,对那个潜在之我的更深挖掘将持续展开,个体语言的标识性和个体之思的复杂性也将开始真正形成,我期待着这个时刻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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