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金其恒
李俊是我初中的同窗。1949年初,我俩同时进入合肥二中初中一年级。那时合肥没有大学,只有三所中学,一中是高中,二中是初中,还有一所私立的,叫正谊中学,也是初中。我和他虽不同班,但情趣相投,爱好相近,常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游玩。炎热酷暑的正午,汗流浃背,我们竟翻过校园围墙,跨过杏花村菜地的沟沟坎坎,爬上城墙,到水西门外的河里洗澡。那时,残缺破损的老城门楼还在,门洞里还有香烟摊子,水西门石桥旁还停泊着好几条木帆船,岸边不时有人淘米、洗菜,捕鱼捞虾。我们在石桥下洗澡,李俊就蹲在城门洞里给我们看衣服。严冬腊月的夜晚,冰冷刺骨,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地上结着厚厚的坚冰,我们竟摘下校牌当雪橇,在校门口的前大街拖来拖去。那时的前大街,房屋破旧,路面崎岖,冷冷清清。经过将近70年岁月的冲刷,沧海桑田,现在城墙没有了,帆船不见了,杏花村菜园变成了杏花公园,前大街变成了宽阔繁华的安庆路了,当年的顽童也变成白发苍苍的耄耋老翁了。然而,那些情景,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不时地在眼前浮现。
李俊爱好美术,是著名画家童雪鸿的关门弟子。1970年代,很多地方请他画领袖的画像;他的书法也不错,别具一格,合肥有几家商店的招牌就是他书写的。在我的印象中,他很少动笔写文章。一天,他一瘸一拐地拿来一篇稿子,让我帮他抠抠。我仔细地读了一遍,是写李鸿章家族轶事的,标题叫《世纪沉浮》,文字清新朴实,内容也新鲜。我说,这篇文章不错,就是标题太平淡无味,干脆就叫《李鸿章的洋孙子》。不几天,这篇文章在《新安晚报》上发表了。
那时,他已年过古稀,仍笔耕不辍,不断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李俊写文章,出乎我的意料,也出乎一些老同学的意料。其时,尚健在的《安徽日报》资深记者、《新安晚报》创始人钱玉岁,看到李俊的文章后,打电话问我:“此李俊亦彼李俊乎?”李俊幼年跟随父母跑过不少“码头”,见识多,阅历广,所写的文章,大多是他经历过的生活浪花,但每篇文章都有“料”。这些生活的浪花,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润着人们的心灵,值得一读。
记得上个世纪50年代初,著名的女作家丁玲任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她曾要求在那里学习的青年作者,要刻苦学习,深入生活,写出一本立得住、传得下去的书。这本来是丁玲对青年作者的关怀、鼓励和鞭策。但在那个特殊年代,竟被断章取义、故意曲解为“一本书主义”。可见那时出一本书之不易!
现在不同了,什么人都可以出书。但真要出一本像丁玲要求的“立得住、传得下去”的书,却不是易事。
李俊这本书,是他从已在主流媒体上发表的文章中精选出来的,巳经得到大众的认可。今年他已八十有三,能出一本书,对如此高龄的老人来说,应该说是很快乐的事。我相信这本书,一定能“站得住、传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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