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寿
教师节前夕,我的两位得意门生——现在两家中央媒体驻皖记者站当站长的学生请我吃饭,并客气地让我点菜。我脱口而出:来碗“米粉肉”!两位爱徒一脸茫然。其实,在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当下,米粉肉乃一道极其普通的家常菜。而对于一位“坐七望八”的老者来说,或许不够养生;然而,对于我这个草根文人来说,却有着一段难忘的师生情结。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从肥西一中毕业。参加完高考后,就忙着填志愿表。那时候是不公布分数的,只凭自己的估计填志愿。由于“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考前教育深入人心,对上大学似乎没有抱太大希望,填表也没太费脑筋,第一志愿填了“合肥师范学院”。那么填的最初动因,并非出于对教师职业的热爱,而是为家庭减负,因为“师范生”可以免除学杂费和伙食费等。我家祖居合肥南乡,历代务农,文盲世家,直到我这一代,兄弟姐妹六个,大哥、二哥先后辍学务农,四弟初中毕业投笔从戎,两个女孩更是未进校门,唯有我读到高中毕业。不想再给家里增添经济负担了,所以首选师范院校。也许是“瞎猫碰着死耗子”,我竟然考中了!那个年代没有网络,信息不透明且来得慢,在穷乡僻壤等《录取通知书》挺熬人。当年的梅雨季特别长,一阵阵绵绵细雨带来多少凄凉意。为了纾解压力,二哥带着我和四弟去附近大新塘扳虾,看着晶莹透亮的大虾在罾网里活蹦乱跳,着实轻松多了。在那物质生活尚不充裕的年代,母亲舍不得将我们兄弟的每日收获全部供自家享用,悄悄拿出大部分去烟墩集上卖。我明白,母亲是在为我筹备上大学所必需的费用。
我不能让母亲失望。于是第二天起了个大早,步行三十多华里赶到母校,找到班主任王利耀先生打听消息。王老师很高兴,以为我是来转团组织关系的。我焦急地说,还没收到“通知书”,他立即告诉我,我已经被合师院中文系录取了,并表示祝贺。他还介绍了我们班的总体升学率。我激动得心都要从嗓子眼窜出来了,连声感谢王老师。王老师比我们这届学生可能只大五六岁,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脸庞,两眼炯炯有神,言谈举止文质彬彬,从未见他在课堂或同学面前发过脾气。他虽然主授数学,但对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也很在行。我有个明显“弱点”,快人快语,合肥土话叫“嘴不怂”。古人云“言多必失”。所以一直入不了团。在王老师循循善诱的教诲下,直到高二下学期才跨过这道坎。在那“突出政治”的年代,这份政治“标签”对考大学也是会加印象分的。我还表示感谢语文老师刘赓正,因我担任本班语文课代表,饱受刘先生的耳提面命,这也助力我昂首迈向中文系。
我拿到团组织关系介绍信后,准备返乡。可王老师盛情留我吃中饭。那年代虽未兴起“谢师宴”,但班主任宴请学生也不多见,我有点受宠若惊,如履薄冰地跟着王老师进了母校的教工食堂。出乎意料的是,王老师为我买了两窑锅米粉肉,每份一角五分菜票。那年月,学生食堂是很难见到肉星的。王老师将两个小窑锅放在餐桌上。只见土窑烧制的质朴而透着肉红色的小窑锅内,淡黄色的米粉包裹在肉块上,吸足了肉的鲜香,扑鼻而来,十分诱人。我跑了几十里乡野土路,早已饥肠辘辘,未加推辞就狼吞虎咽起来,肉吃到嘴里肥而不腻,软软糯糯,入口即化,爽口美味。不分粉肉、不拣肥瘦,犹如秋风扫落叶,顿时两个窑锅就底朝天了。而我意犹未尽,把碗中剩下的米饭倒在两个小窑锅内抹了一遍,不落下一滴油星,全部呑入腹中。幸好正值暑假,就餐人少,没人观赏我的“馋相”。
我虽然没有耐住性子细细品味,但吃完后仍感觉回味无穷!这可是我从小到大吃到的最好的美味佳肴。合肥人都夸“肥西老母鸡”好吃,其实,母校的“粉蒸肉”更解馋!这两窑锅米粉肉,更增添了我对王老师的由衷感激和敬意;也让我这个寒门学子加深了对人民教师的职业认同。
岁月蹉跎,我从大学毕业到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后,被选拔到一家省属媒体当记者,未能如愿当老师。峰回路转,世纪之交,安大与社科院联合申报安徽第一个新闻硕士点获批,我担任硕导并培养了30多名研究生,圆了导师梦。往事并不如烟,送菜服务员的脚步声扯回了我的思绪,我仿佛从当年母校的米粉肉中体味到了人民教师“蜡炬泪干”的职业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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