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运河考古近年来成果丰硕 众多文物遗迹反映出千年前人们高超的水利技术 十万瓷片再现大运河繁忙商贸

沟通南北，润泽千里，大运河不仅是一条黄金水道，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运河安徽段自西北，向东南，横贯安徽，长度超过180公里。在一千多年前，它过尽千帆，日夜繁忙，不仅是安徽向外连接的重要通道，也滋养了一座座城市的繁华。

近年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数次在运河安徽段沿线开展调查勘探和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截至目前，发掘出土文物已经超过1万件，众多文物和遗迹为我们展现了千年前人们高超的水利技术、建造工艺、造船技艺，也揭示了大运河在当时经济、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消失的运河“重见天日”

运河通济渠段开凿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沟通了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构成隋唐宋时代帝国内陆交通的主干道之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宫希成介绍，由于后期被废弃，大部分河道掩埋于地下，文献中又没有详细的记录，因此通济渠的废弃时间、具体线路和走向等一直是个谜。

1999年，淮北303省道改建过程中，在濉溪县百善镇柳孜村挖出了大量的石块。省考古所相关专家赶赴现场，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拉开了安徽运河考古的序幕。此次发掘发现河道、石构建筑等遗迹，出土沉船、瓷器等一大批珍贵文物，被评为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淮北柳孜运河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此，已经消失的运河又重新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宫希成介绍，2012-2013年，因运河保护和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需要，省考古所对柳孜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后又分别在泗县、灵璧县曹苗等多处地点对运河河道与河堤进行解剖发掘，并组织对运河安徽段全线开展了详细的调查勘探。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已经可以准确划定安徽段运河本体的走向和具体位置，并在重点保护的地段都设立了界桩和保护标志。大致来说，运河线路大部分与今S303省道公路并行，部分河段还被压在公路下。运河从河南省永城市入安徽境，自西北向东南，经濉溪县铁佛、柳孜、百善、五铺、四铺，埇桥区西二铺、宿州市城区、朱仙庄、宋庙、大店，灵璧县葛店、娄庄、灵城（灵璧县城）、虞姬，泗县长沟、关庙、泗城（泗县县城）、草庙，向东进入江苏省泗洪县。

发掘的遗物再现当时领先建造技艺

大运河是中国古代规划思想和高超的建造工艺技术的体现。无论是工程规模，还是建造技艺，在当时都是“国际领先”，绝无仅有。在安徽运河考古中，众多的珍贵遗物和遗迹也证明了这一点。

宫希成介绍，根据考古勘探发掘结果分析，早期运河河道宽约40米、两岸河堤各宽约20米，堤顶宽在13米左右。但河道内的泥沙淤积速度比较快，使河床不断抬高，需要不断地清淤才能保证正常通航。在淤积严重的时候，当年的“水利专家”还在局部河段采取缩窄河道、加高河堤的办法保证通航。以柳孜地点为例，早期河道宽40米，到唐代后期产生了严重的淤积，大概是为了省工省钱，只清理了河道北部，加高了北堤，而将南岸向北推进近20米，在淤积层之上新筑南堤，使河道收窄到20多米。

河堤不断增筑加高，到后期甚至成为“地上河”，如何保证不断增高的河堤稳固？考古专家发现，运河安徽段的建造和维护中还使用了史料中记载的“木岸狭河”这一水利技术。打入密集排列的木桩以加固河堤，填充泥土或砂石，木桩连接为“木岸”。“这样，河床由斜坡改为陡壁，使河床束窄，水深加大，水流加快，以改善航运状况，还可起到一定的清淤效果。”宫希成介绍，考古人员在河坡中发现了成排的但已腐朽的木桩，纵横交错，非常密集，与“木岸狭河”的记载相吻合。“这一技术在当年应该也是非常先进的，体现了工程匠人们勇于创新的精神。”

运河桥好似《清明上河图》中“虹桥”

在柳孜遗址，考古专家发现了分列于南北两岸的石筑台墩，长约14米、宽约9米、高约5米，依托河堤用石块砌筑，临水面陡直，在石块之间填充支山石并用碎土石整平，局部用白灰粘合。这些台墩究竟是什么？宫希成认为，根据种种迹象判断，南北相对的两座石驻台墩应该是桥墩。

“文献记载，在运河沿线曾推广一种无柱木拱桥，被称为‘飞桥’也叫‘虹桥’。”宫希成介绍，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中就曾经出现过这种虹桥，但已经没有实物保存下来。“这座已经不复存在的运河桥很有可能也是一座画中描绘的‘虹桥’。”

在运河河道中，考古专家还发现了10艘沉船，其中有几艘经历1000多年岁月保存依旧完好，在全国也非常罕见。专家们研究发现，唐代货船船体修长窄狭，平头方艄，通体架设空梁，不设桅杆且无帆，其动力主要靠背纤。造船用榫钉结合与油灰捻缝技术，列板缝线非常密实。船体结构严密、工艺精良、用材合理，反映了当时的运河漕船造船工艺的特点。宋代船体型较唐船肥阔些，装载量较大。

考古专家还在柳孜遗址发现了一条贯通两岸的石板路，这或许能为人们弄清运河被弃时间提供证据。“显而易见，石板路修成的时候，运河已经被弃用了。”宫希成介绍，考古发掘结果认为，这条石板路的年代应在北宋末年。“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北方已经为金人控制。运河的主要功能是漕运，主要是向当时的政治中心调运粮食。南北分治让运河丧失了这样的功能，再加上疏于维护，淤积严重，可能因此导致其逐渐被废弃。”

万件珍贵文物反映运河繁忙商贸往来

历次考古发掘中，运河安徽段发掘出土文物已超过1万件。按质地分有陶器、瓷器、铁器、铜器、石器、骨器、木器等七大类。其中瓷器数量最多，瓷片数量就至少在10万片以上，几乎包含了唐宋时期南北方各主要窑口的产品。“定窑、长沙窑、吉州窑、磁州窑、建窑、钧窑、越窑、耀州窑、景德镇窑……还有安徽萧窑、繁昌窑、烈山窑址出产的瓷器，都在运河中发现过。反映了当时因运河的开通而带来的商贸和文化交流的频繁。”宫希成介绍，出土文物从功能上看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为人们描绘了当年运河两岸的风土人情、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

2014年，“大运河”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运河保护与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今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吹响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冲锋号角。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宫希成介绍，下一步省考古所将继续围绕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展示发掘及文物保护工作，让大运河承载的古老文化“活起来”，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实现价值，惠及民生。

通讯员程蓓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刘媛媛王素英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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