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宋美龄签发的聘书

与友人合影（右起第一人为陈维坤）

陈维坤（1900-1966），字伯群，女，祖籍安徽凤台，1900年出生于安徽凤台一个书香门第。1921年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安庆读书5年，形成为争取妇解放的思想。同年10月至1925年10月先后担任安庆通俗教育馆女子部主任、安庆贫女工厂董事长，以及安徽省政府派赴日本考察的女子教育委员等职。

1922年10月受安徽省政府派遣，陈维坤作为省府女子教育委员赴日本考察女子教育。1924年2月，公费留学日本，先后在东京帝国女子专门学校人文科、东京明治大学女子部法科学习。在日本留学8年，于1932年4月毕业回国，出任安徽省教育厅训育主任。1934年2月，受命任安徽阜阳颍州女子中学（即安徽省立第五女子中学）校长，兼教育厅训育主任，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学校停办才被迫离职。因为她是留日学生，最怕做汉奸，必须依靠政府退至大后方才能安心工作，故而携母亲及侄儿（我父亲陈兰生，亦为养子）逃难到贵州贵阳。

安徽省立第五女子中学（后改名为安徽省立颍州女子中学），成立于 1928 年。1938年，阜阳城遭到日本侵略军狂轰滥炸，形势紧张，阜阳的三所省立中学包括颍州女子中学，均迁往湖南乾城等地，与其他学校合并，名为国立第八中学。自此，颍州女子中学不复存在。

1938年，日军占领华北、华东大批地区，从战区和沦陷区逃往后方的中小学生、教师人数极多，教师生活无着，学生无法安置，教育部官员顾树森建议，把大部分中等学校教师和学生，分别安置在国立临时中学；对一部分中学教师和一些小学教师、社会教育人员，设立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使他们得以继续工作，维持生活。此建议得到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支持，到1942年，共成立国立中学22所。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主要有在河南的第一、第二服务团，在四川的第三服务团，在湖南、贵州的第四服务团和在湖北的第五服务团。以后，又成立陕西第六服务团、甘肃第七服务团、山西第八服务团、湖南第九服务团和宁夏第十服务团。服务团的任务，最初以办理中、小学，编订地方教材，辅导国民教育，以及社会教育与地方自给工作等为主。

这时逃难到贵阳的陈维坤

划归到第四服务团，在贵阳继续从事教育工作。1939年1月，陈维坤应邀参加宋美龄视察贵州期间在贵阳召开的难民妇女座谈会。会后，陈维坤自动要求参加难童保育工作，宋美龄见其曾留学日本，又担任过校长，当场签发陈维坤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日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贵州贵阳分会第一保育院院长”的聘任书。聘书系保字第伍玖号，内容是：“兹聘请陈维坤先生为本会贵州省贵州分会第一保育院院长，任期三个月薪金国币捌拾元，理事长蒋宋美龄（钤印一方），中华民国二八年八月一日。”（见下图）陈维坤从宋美龄手上接过聘书的当天就走马上任。

陈维坤在工作中联合来自各方的难童，采取“教养合一”的方法教育，与山城苗胞彼此相依，粗食布衣，希望抗战胜利早日回乡。三个月后，宋美龄到贵阳战时难童保育院考察，见陈维坤把一个偌大的保育院管理得井井有条，数百名难童不仅个个生龙活虎，而且都受到很好的启蒙教育。她提问的几个有关全民抗战的问题，难童们都回答得很好。宋美龄十分满意陈维坤的才干，称赞她不负众望，干得出色，当即决定继续聘任她当保育院长，直到抗战胜利。

陈维坤6岁时由父母做主，与家住天津的薛撼岳订下“娃娃亲”。薛撼岳，又名薛卓东，字尹山，曾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不仅与周恩来同班，还与周恩来、李福景、蔡凤（蔡瑞岐）同住一个寝室达两年之久。1921年，苏俄政府同北京政府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华俄通讯社开始在北京筹建分社，需要翻译人员。经李大钊介绍，薛撼岳与谌小岑、梁乃贤进入该社工作。当时，白俄叛乱已近结束，列宁提出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张。该社刊发的稿件在各大报纸上广泛传播，为中国青年了解苏俄革命形势打开了一扇大门。

觉悟社，是1919年五四运动中，天津青年学生的进步社团。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中的骨干周恩来、马骏、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等二十余名青年组织起来的革命团体，成立于1919年9月16日。薛撼岳参加觉悟社时代号为11，化名“石逸”。五四运动时，薛撼岳表现积极，后因开罪天津当局，遭到

通缉，逃难至安徽省安庆市未婚妻陈维坤家中。1920年，陈维坤20岁，陈父便促使女儿与薛撼岳完婚。后来薛撼岳至洛阳两湖巡阅使公署做了外交顾问，投身于军阀吴佩孚旗下，最后又跟随汪精卫，背弃了革命。因为两人政见、立场不和，最终分手。

1946年2月，陈维坤辞去贵州第一保育院院长职务，和家人取道重庆，回到阔别多年的出生地安庆。安徽省政府社会处即任命她为安庆救济院育婴所所长，直到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她调入安庆专员公署行政训练班学习，学习结束后被安排在安庆市福利院工作。1950年以后，相继当选第二至四届安庆市政协委员。1966年3月因病去世。终年66岁。

著名教育家、曾任安徽大学校长的杨亮功后来说：“抗战时期，有组织地把战区的学校内迁，是始自国立安徽中学。”透过这一纸委任状及其带有战时色彩的战区服务团印章，我们可以想见在国难当头的紧急关头,为了积极推进战区及沦陷区义务教育及社会教育,增强民族抗战力量,由战区沦陷区退出的中小学教师及社教人员组成的中小学教师服务团,分赴各地担负实施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教导失学学生,编辑读物、教材等工作,为所在地区的抗战做出了积极贡献。

专家认为，这份聘书已经历了76载，至今完好无损，墨光璀璨，弥足珍贵。它对研究民国教育史、抗日战争史、难童教育史、宋美龄及陈维坤其人其事，提供了一份极珍贵的实物史料，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另外，安庆博物馆收藏的一张1934年的安徽省政府委任状，8 开大小，纸质，略有虫蛀，保存基本完好。正文部分置于蓝色绳纹花边框内：上方印有孙中山总理遗嘱，下方自右向左依次楷体书写：“兹委任陈维坤代理安徽省立第五女子中学校长，此状，主席刘镇华，教育厅厅长杨廉，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二月捌日”，落款“刘镇华”、“杨廉”为蓝色行书印章，“刘镇华”三字颜色发淡，日期

上钤安徽省政府印，边框右侧外为骑缝章及发文“字第贰拾贰号”，框外左下角有一蓝色印章：“教育部战区中小学教师第四服务团审核合格此证。”该委任状见证了抗战时期安徽省立中等学校的艰难西迁，为人师者的坚忍，以及战时流亡教育的艰辛。其主人从安庆带着它辗转大半个中国，历时八年抗战，又带回安庆保存至今，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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