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李黼江州殉国

顺帝至正七年，李黼以礼部侍郎外补江州路总管，秩级从三品。

《元史?本纪》记李黼外任江州路总管时，正值蒙元政权岌岌可危之际。至正十一年五月，刘福通率红巾军首义颍州成功，其势力范围迅速扩大。南方徐寿辉闻讯亦于同年八月在蓟州起兵宣布起义，第二年正月，徐寿辉部攻克兴国府、武昌、瑞昌，并命一部顺江东下攻打战略要地江州。面对农民军势如破竹的强大攻势，江西行省震恐，右丞孛罗帖木儿率部驻扎江州，闻农民军舟师蔽江而下，畏战弃城先逃，独留总管李黼在红巾军大军压境之际支撑危局。李黼组织官兵主动出击，多次击败红巾军。农民军攻江州不下，遂移师攻取其外围州县，终至江州成绝境孤城。至正十二年二月，红巾军乘势猛攻江州，李黼城破被捕，奋骂不屈，为农民军诛杀，郡民遂将其安葬于江州东门外。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江州路总管李黼》记载了江州之役前李黼安排家族后事的经过，又张榜告谕城中官民：“为臣死忠，为子死孝，在黼之分，惟知尽死守土而已，所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者也。”从这些记载看，李黼江州殉国之举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在战前早已抱定了为国捐躯、与江州城共存亡的必死决心的。

李黼作为蒙元“异族”统治时期出类拔萃的科举状元，尽管因“生不逢时”，未能得到帝王的重用而跻身庙堂高位，他在国家危难之际还是义无反顾地用儒家“忠”、“义”思想对自己的生命价值做了最悲壮、最完美的诠释。李黼殉职时年仅五十五岁，其坐守孤城以死报国的消息传至朝廷，顺帝赠封李黼摅忠秉义效节功臣、资德大夫、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陇西郡公，谥“忠文”，并下诏在江州立庙祭祀，赐额曰“崇烈”。

李黼江州殉国是元末震动朝野的大事，对明清两朝的社会生活也产生了影响。元政权灭亡后，统治者宣传、褒奖李黼死节的事迹，缘于他是历代帝王所企盼出现的“忠臣”楷模；文人儒士景仰、效法李黼，是因为李黼死节的壮举释放了儒家修身齐家、忠君爱国理想的神圣光辉，为天下读书人长了脸争了光。明太祖朱元璋《太祖宝训?励忠节》：“自古忠臣义士，舍生取义，身殁而名存，有以垂训于天下后世……江州路总管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强敌，临难死义，与阙同辙。自昔忠臣义士必见褒崇于后代，盖以励风教也。”并诏令有司“建祠肖像，岁时祀之”。明初硕学大儒、文人寒士等均以效法李黼为时尚，开国元勋刘伯温《吊李江州》、丁鹤年《过九江追悼李子威太守》等辞章表达了敬仰李黼的思想。洪武乙亥春，名臣蒋灏在友人李嗣宗家废旧纸堆中偶见李黼手书诗稿真迹，如获至宝，感慨万千，遂得之装裱并作题跋。蒋灏后郑重将李黼诗文墨迹传于其子蒋晖，蒋晖亦效仿其父，广邀当朝名士为之题跋，可见明代达官名儒均视李黼为学习效法的榜样。

然而，缘于蒙元政权对异族实施歧视、压迫政策及传统“大汉族主义历史观”的偏见等原因，明、清以来史家对李黼效忠蒙元政权之举亦颇多微词。在蒙元民族矛盾尖锐、政治和文化冲突不断的社会生活舞台上，早期依附于蒙古政权的中原汉人贵族和凭藉儒学仕宦、栖身于官僚队伍里的汉人，艰难生存于蒙、汉民族与文化矛盾冲突的狭缝中，过着既衷心认同蒙古政权统治又欲保持汉学儒生独立精神人格的尴尬生活。在当时或明、清之际绝大多数中原汉人眼中，他们背负着“数典忘宗”、“卖主求荣”之类的“背叛”名声，但正是这个活跃在蒙元政治舞台上的特殊人群的存在，在当时为警醒蒙元统治者改变屠杀掠夺政策、促进民族交流融合、继承弘扬传统文化等方面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李黼及其家族可视为这个特殊群体中的一部分，对于其一生维护蒙元政权所付出的努力乃至其为蒙元政权殉职的选择，从今天的国家历史观出发，其进步意义无论如何都是应该肯定的。李黼作为近古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效忠蒙元政权本无可厚非，“江州殉国”的壮举和文天祥大义殉国所承载的内涵与价值意义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忠烈精神与爱国情操，都是中华民族共有的宝贵财富，理应得到后人的肯定与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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