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那些事

赵焰

秦之后是汉，汉是平民靠造反和革命得来的天下。汉的直接对手，是项羽的楚。楚先得天下，把天下分封成十多个列国，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采取的，是东周的分封制。分封制有很大弱点，诸侯或不听号令，或阳奉阴违，难形成合力，项羽很快为刘邦所打败。刘邦上台后，吸取项羽教训，兼收秦制和周制，采取分封诸侯加郡县制的方式，自称皇帝。军事上沿用“二十等军功爵”；货币用“秦半两”，一直到武帝的后期才用“五铢钱”；历法上用秦始皇颁行的“颛顼历”，一年伊始的首月，是现在农历的十月，不叫正月，叫端月……

楚汉争霸之时，刘邦为了争取各方势力，收买人心，假装慷慨，封了很多王：封韩信为齐王，封彭越为梁王。韩信和彭越非常卖力，大家齐心合力，一起把项羽给灭了。江山既成之后，刘邦后悔，开始削减外姓王。八年时间，刘邦杀韩信、彭越，逼反黥布，驱除公孙信，废除张耳之子敖，把卢绾赶到匈奴，只留了一个长沙王吴芮。把天下土地，重新收归己有。刘邦没有再封外姓王，只是分封了九个同姓王：封从兄贾为荆王，封弟弟喜为代王，封儿子刘肥、刘恢、刘友分别为齐王、梁王、淮阳王等。

封地之外的地方，仍设郡县，直属中央。如此一来，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方式，形成一个交叉，分封的地方由“王”来管理，跟中央有一个契约，独立性强一些，权力大一些，有自己的税收和军队；没有分封的地方，就由中央派属地方官进行管理。

刘邦在世之时，作为开国皇帝，自然能够控制住局面，中央和九个刘姓诸侯国之间，关系处理得还不错。刘邦去世之后，问题来了，各地方王名分较高，实力很强，开始跟中央分庭抗礼。汉文帝采纳贾谊的建议，以“推恩令”，即中央再分封各诸侯子弟的方式，来削弱和分化诸侯的实力。比如淮南王刘长自杀之后，朝廷将淮南国一分为三：以刘长的长子刘安为淮南王，另两个儿子刘勃、刘赐分别为衡山王、庐江王。齐王襄病死没有继承人，朝廷将齐国一分为六，分封给他的六个弟弟。“推恩令”对削弱诸侯王的实力有一定效果，却没带来本质的改变。中央政府与各诸侯之间，仍有很大的矛盾。有的诸侯实力越来越壮大，已明显对中央权力形成挑战。

汉景帝手上，朝廷以御史大夫晁错打头阵，强行削减诸侯领地，是所谓“削藩”。削藩力度很大，一上来就削了楚、赵、胶西三国不少地方。诸侯们不愿意了，联手造起反来，打出“清君侧”口号，要除去皇帝身边的小人。七国攻势咄咄逼人，景帝只好把晁错杀了，平息诸侯的愤怒，让七国先退兵。七国不愿退，景帝无奈之下，拜周亚夫为帅，起兵平叛，把七国给打败了。

汉武帝手中，朝廷再度加大“推恩令”力度，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为列侯，封地大的王国被分解为小的侯国。肢解后的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王国进一步缩小，朝廷直辖土地进一步扩大。分封制的问题，算是得到解决。

以推恩令废诸侯，只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之一。汉初承秦制，实行宰相制度，宰相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同时拥有政权、军权和财权，权力相当大。汉武帝不放心，把宰相的权力一分为三，同设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是所谓“三公”，分别掌管行政权、军事权和监察权。东汉时，“三公”又改成太尉、司徒和司空。九卿呢，是政府九个或者九个以上的部门负责人，相当于各部部长。中央集权的架构变得清晰了：皇帝大权独揽，下面是三公，三公下面是九卿。政务运转相对畅通灵便，大臣的权力跟皇权已不匹配。

汉朝风貌，与秦朝相比，要“温柔”得多。秦朝基本上是军国主义，是战争的架构；汉朝呢，崇武也尚文，初成泱泱大国的风范。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朝代，对于中国文化的道统建设，有系统的整理和弘扬，创建了一系列文化、伦理、政治、风俗等体系。汉朝让“中国”的概念，得到了巩固；也让“汉民族”的概念，得到了弘扬。

汉朝的“大一统”，也艺术和智慧——不是唯法独尊，而是儒法并用、外儒内法：儒家以意识形态和教育维护“大一统”；法家以“势、法、术”来帮助“大一统”。在这个合作中，儒家行王道，法家行霸道，一阳一阴，一张一弛。

汉代起，中国“家天下”统治模样，初具原则和方向：中央集权，重农抑商，独尊儒术，德治天下。在管理上，汉朝大一统管理的总体趋势，如拧螺丝，拧得越来越紧，以为越紧越安全。

汉朝还实行“编户齐民”，创立了最初的户籍制度，以户为单位，将人民纳入国家组织，以乡、里为最基层的地方行政组织，完成对百姓的控制，对于政权的巩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编户齐民这种形式，在世界古代史中并不多见，它对管理的要求很高。中国古代政权结构为什么相对稳定，“编户齐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汉朝还建立了一个选官的察举制度，把官员的任用，跟儒家思想的提倡结合起来，对于社会风尚的导引，以及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察，是自上而下的；举，是自下而上的。察举，一方面是朝廷大小官吏深入民间，听取民众的意见；另一方面，又让百姓去推荐官员。选官的标准是什么？主要是孝和廉，所以又叫举孝廉，就是民间向朝廷推荐又孝又廉的人来做官。朝廷通过“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提倡，把国家教化落实到社会生活中，建立了国家规定的行为准则；通过察举制度的引导和执行，让朝廷提倡成为民间规范。

举孝廉很有意思，孝和廉，都是抑制人的动物本能的，都是逆动物之道而为之——动物都是无“孝”无“廉”的，本能就是不孝，就是贪，贪得无厌。儒家做这些，是不自觉地挑战人的动物性。

人，挑战自己的动物性，没错。文明本来就是一种逆向的觉醒。不过文明的前提是深知人性，明辨哪些可以挑战，哪些不能触犯。

汉德治天下。德的弘扬中，以“孝”为重点。孝不完全是道德提倡，还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也就是老有所养的问题——把老年人的赡养问题，分配到家庭和家族，把社会问题家庭化了。这一步棋很高妙，一箭双雕，既弘扬了道德，又帮助皇帝解决了负担。

举孝廉是一个好手段。自察举制开始，道德不再是单纯的提倡，而是成为了升官晋级的阶梯。统治者通过掌握道德的评判权，让天下百姓有了追求，自然而然巩固了统治。皇权“奉天承运”，不仅标榜自身圣明和高尚，还掌握了道德的诠释权，成为当然的统治者。

从汉起，有“丁忧”制度：官员父母去世，官员必须停职守制。长则三年，短则一年。严格来说，官员要吃、住、睡在父母坟前，不喝酒、不洗澡、不剃头，不更衣，更不能参加娱乐活动。古时当官，真不容易。

汉朝还把军事和政治上的专制，用在了经济上。皇帝把天下财富掌握在自己手中，大一统自然就稳固了。汉武帝手上，听取了桑弘羊的意见，制定盐铁官营、酒类专卖，通过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方式，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桑弘羊的改革，把一些赚钱的行业，以及铸钱的权力，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国家的实力，在短时间内大大增强。不过从长时间来看，皇权与民间争利，其实是竭泽而渔，没有长期发展眼光，对于经济的打击极大。

汉打击商业。以正统的儒家思想，商业积累远快于农业积累，对农耕社会的生态平衡不利，且会威胁帝王的权力；商业还代表着社会的无序，以及道德的沦落。秦汉之前比较发达的商业，自汉武帝之后，发生了强烈的衰败，民间资本萎缩得厉害。中国商周以来形成的商业传统，一度衰竭。

汉朝政策向国家倾斜，国力雄厚，民间却贫穷——国家与民间抢权，民间自然甘败下风；皇权和商人争利，商人哪里抵抗得了。从汉朝中期起，中国社会形成了“重农抑商”的传统，商业不兴，社会不活。

汉朝皇室积累了极大财富。富到什么程度？近代钱币学家彭信威曾在《中国货币史》中给出了一项统计：从汉高祖到汉平帝的十二个皇帝，各种史书记载，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等，记录了皇帝给皇亲国戚以及大臣的赐金约90万斤。如果加上皇帝国库的储藏，当时的黄金数量保守估计应当在百万斤以上，相当于今天的500吨。这一个数量是什么概念呢？你只要查查当今国家的黄金储量就明白了。

有人说汉朝时是黄金黄铜分不清，把黄铜当黄金赐了，这是不对的。江西海昏侯出土的马蹄金麒麟金证明，当时那些赐予诸侯和大臣的黄金，的确是真黄金，纯度都在95%以上，有很多甚至达到了99%以上。

汉朝如此大的黄金规模是怎么来的，一方面得益于前朝的积累。春秋之前，黄金已成为人们珍藏，相对流失较少。秦大肆掠夺七国的珍宝，灭亡后，大量的黄金转入汉朝。汉朝铁器时代的来临，带动了采矿业，更多的黄金被生产出来。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丝绸之路的开辟。汉朝大量丝绸产品的西售，给汉朝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黄金。公元前一世纪时，罗马共和国巨头恺撒有一次穿着中国丝绸做的长袍去戏院，这种光鲜夺目、艳丽华贵的丝织品，让从未看到过的罗马人目瞪口呆。出自中国的丝绸，在罗马价格很高，几乎等同黄金的价格。丝绸之路两旁的国度，由于需求中国的丝绸，大量的黄金开始源源不断流向汉朝。古罗马著名的历史学家、博物学家普林尼曾抱怨说，罗马每年至少有价值一万万赛斯脱奇 （古罗马计量单位，一万万赛斯脱奇相当于现在的2000万美元）在与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地区的生意中丧失。

史载汉朝拥有大量黄金，留存下来的，却没有多少。大量的黄金去了哪儿？“悬案”有各种各样的推测：有人以为跟汉朝的“厚葬”风气有关，大量的黄金，被深埋在地下了。这说法有一定道理，海昏侯墓穴，以及之前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西汉南越王赵眜等人的墓穴发掘，证明了这一点。清代学者赵翼以为，东汉之后各朝各代的佛教造像，也消耗了大量黄金。这是别话，不多说。

汉武帝把权力和财富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为了什么？为了打仗。在华夏成为一统，中国初步成形，诸侯国之间的争端，变成了内部事务之后，抵御外部的侵略，自然成了最主要矛盾。以汉武帝的个性，当然不能容忍外部力量进行破坏和挑战。对匈奴，秦始皇的办法是筑长城，这其实是认输和回避；汉武帝不认输，口号是：“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拼命地跟匈奴打。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差不多打了五十年。汉武帝也的确了不起，能跟匈奴战个平手，甚至把匈奴打败，把匈奴往西赶，逼着西边的力量战略改变，引起一系列多米诺骨牌般的变化，最后导致世界上最强大的罗马灭亡。

汉朝大一统，分封的问题解决了，避免了内部分裂，却陷入了其他怪圈——由于强制“拆封”，引起自家兄弟不满，皇权不信任自家人，只好信任娘家的亲戚。信任外戚，便有外戚之乱，篡位西汉的王莽，就是外戚；信任宦官，又产生宦官专权……这一个现象，到了东汉时更明显，东汉皇室，很多是未成年的小皇帝继位。小皇帝当政，不听身边亲戚的，就得听身边宦官的——等到皇帝长大，想收回权力，或依靠亲戚，或依靠太监，于是引发宦官外戚大打出手，你方唱罢我登场，成为一种周期性的现象。到了东汉末年，宦官和外戚“鹬蚌相争”，第三方势力“渔翁得利”——汉朝分裂为三国，是豪强乘势而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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