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乱世中的少年情谊

□ 李平易

初一、初二时，教我们体育的是从小学借调来的叶锦良老师，叶老师读徽师时曾经获得过徽州地区乒乓球比赛冠军，对他来说，在那个局促的环境里于球艺必定会有“找不到对手的悲哀”。于是叶老师将我和杨两个住校生勉强当作“孺子可教”的对象，空时会教我们或者说矫正我们一些基本动作，比如推挡、搓、切、削和抽吊，抽吊有空间的限制，打球者退得太后就贴到墙壁了。只是再怎么指点，他用左手都照样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于他只能摇头叹气而已。

和叶老师打球没有对手不同的是，杨和我在学业上却正是棋逢对手，而且是亲密无间的对手，用老词可以用情同手足形容，用如今潮得泛滥也有点肉麻的词则可谓“男闺蜜”吧。

经过了头一年的林彪事件，1972年可能要算是文革中“教育黑线回潮”最猛的一年。学校大抓教学质量了。对于我和杨两位成绩可算优秀的“闯入者”，真的是刮目相看了。当据说要恢复升学考试后，学校还将教学楼楼梯口的一间小房腾出来让杨和我住，以利于我们课外自习。房间只能摆一张床，一张书桌，在这间小屋同一张床上我们一块住了一年半，直到毕业。在学校，有将我们当作“秘密武器”以在可能的升学考试或是统考中同山外那所区中学比试比试的用意吧。我们当然也不想辜负学校的期望。于功课可以说是相当地自觉。假如当时我和杨两人有一位缺位，是不会那么发奋的，对此，校方知道，我们双方的家长知道，我们自己当然也知道。任何情势下，良性的竞争对于激发人的潜能可说是必须的。我们经常在一起苦思冥想着一道数学或是物理难题，解出来后皆大欢喜。当时数学老师时不时会给我们难度大一点的思考题锻炼头脑。

杨家原在屯溪，父母是下放干部，母亲是个高大很有个性待人却极好的小学老师，父亲原在医疗系统工作，缺少医生的山里人当然叫他为医生了，那是个重组家庭，有着那个时代小知识分子家庭通常的不正常遭遇。我们各有所长。但开了英语课后他明显超过我了，他表现出了异秉，而我从那时就想学会英语，但那时也证明我这窍难开，一辈子花在英语上的时间也不知有几多呀。杨的英语发音很棒，一开始就受到安大外语系毕业的鲍得厚老师的欣赏，而我的发音总有点走调，虽然那些多数属于文革词汇的单词记住、写下不是难事。但鲍老师似乎那时就对我下过悲观的断语。

另外还有一点，我的身体瘦弱，而且自长到一米六八后就再也不肯往上长了（虽然我的老哥有一米八几），杨的身子却继续往上蹿，他不但成绩是好的，也是全校最阳光帅气的男生。班上女生虽然不到三分之一，但也有个别长得差强人意也善解人意的当地女孩，高班低班甚至高中班也还有女生哇，杨自然是几乎所有女生所瞩目的男孩，如果说那时也允许瞩目的话。

我们两人都希望自己都能再长高一些，强壮一些，生活与学习，包括别的同学不屑的早锻炼我们都一直有规律地进行着。伟大领袖的个别话语对我们来说还是很受用的，比如说年轻人要“野蛮其体魄”。我们也常穿过整个村子爬到半山上的公社办公楼，那里也有一张乒乓球桌，通常总是静静地搁置在那里，星期天我们常常去那里尽兴，打得大汗淋漓。

不过，杨的作文虽然写得比我漂亮很多，但他不像我已经胡乱看过一些杂书，因为他所处的环境没有。比如我可以在写有关纪念焦裕禄的作文里开头就写上“死并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悲哀”，唬得老师问我从何而来，那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那有名的讲话中的一句呀。因此也有偏爱我的老师说我语文程度不比杨低，我听到并没有一点点得意的感觉。因为杨英语太好了，而我同他的距离靠刻苦似乎是赶不上的。

我带过几本当时算是毒草的小说给他看过，如《茶花女》、《十日谈》节选本等，在阅读方面，他的量几乎就是被圈定的那些读物，了不起也就“三红一创”、《铁道游击队》一类吧——这些在当时也算是毒草。

毕业前夕，杨对我详谈了他为何要到这儿来读书，原来由于社会造成的家庭重组对他的伤害并不比我受到社会的伤害来得轻。他曾经负气出走过，身无分文而一个人独行百十里。他的生父也还在，就在距那不过一百多里的另一个县里，和我父亲一样，也是没有了正式工作的摘帽右派，生活异常困苦。不过自他到大谷运中学读书后，由于表现太优异，名声当然会传到家里，原来紧张的家庭关系也就渐渐趋于缓和正常了。可以说，我们两人都是被那所将被人淡忘，甚至很快就要撤并的深山学校改变了命运的。

和杨的友谊后来一直保持着，并不因为他继续升学我插队而减淡，记得刚分开不久时，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梦中还是和你共一床，一觉醒来发现是空的。——因为山里寒冷，我们的被褥加起来也不可能很厚实，严寒中互相以身体取暖是常事。而且当时我还颇有信心，想在他们高中毕业时我自己也学完高中课程，杨帮助我凑齐了完整的高中课本。只是在插队不久，我横遇“收听敌台”事件，自暴自弃，几本数理化和英语书一直压在被褥下面，再也不去翻看。只把看小说当作保持基本文化的一种状态。不过杨后来的两年高中也基本没学什么，因为父母落实政策，回到城里，他也换了不止一所学校。再也没有了初中几年的学习氛围。1977年高考，我以为他会考上一所名牌大学，当时他已插队，在一所中学当语文代课老师，因为教得太好，学校和区里竟然动员他不要参加考试。因此他也不可能有什么时间复习，这倒同我仿佛。又受时代风气影响，没有报他更擅长的文科，结果是靠一篇接近满分的作文勉强上了分数线，被非他所愿的安农大茶叶系录取。读大学后，在学校他还是以文科特别是英语的优异让人注目，学校的文学社刊物他是编委之一。毕业时，别的同学通常都是去到基层茶场茶厂一类地方，他却因英语特长而被西湖边上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情报中心硬要了去，那个单位当时要的就他一人是本科生。

不过他后来没有往文科发展，虽然在我已工作他尚未毕业两人相见时大谈着“荒诞派”戏剧、现代派诗歌，议论着《诗刊》上的作品。他真正将自己修炼成了一个茶叶特别是茶叶情报方面的专家。黄山市在发展茶叶方面的工作时常常要请这位专家来造势捧场。

我们频繁的通信大约在1984年基本中止了，此时他已在茶叶情报所工作，生活和事业都进入了新的天地。1991年秋天，他回屯探亲，曾带着儿子到我破房子里聊过去和当时。但似乎少年时的亲密无间已然失去，有些话语带有客气寒暄的味道。其时我写作上有点成绩，刚从鲁院毕业回来不久，那本难出的小书也出来了。我送了他一本。后来在公众场合和以茶叶专家身份出现的他还见过几次，但都只是匆匆，没有机会细谈。——其实也没必要细谈了吧，少年时的情谊还是留在心里为好，也许只能留存在心里吧。

杨后来不姓杨了，同继父建立了父子之情互相理解后，随继父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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