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学唐伟

□ 鲍飞立

岁月如梭，往事悠悠。我这一生中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和大学（函授）同学可真不少，有一些人因往年读书时就不太交往，印象不深，或因过去时间很长而记不清什么模样和叫什么名字了。但有一些相处较好，几十年来一直保持往来，特别是退休以后又联系上且常相聚、见面的各类老同学也越来越多了。可我见到的老同学越多，就越想见一个老同学，这几年来，我千方百计打听他，多方托人寻找他。有人说他在黄山区，也有人说他已回到屯溪现住在某某地段并开个小店，待我去那个地段查找并向别人打听时，却不在那里，也问不到什么消息。年龄大了，格外怀旧，夜里又常常梦见他，与他在一起的往事历历在目，不能挥去。我好想念他啊！他就是我的中学同学——唐伟。

唐伟，与我同年，1949年出生，其母姓李，是原屯溪伞厂会计，好像是浙江省人。听说其父可能是国民党军官，解放前跑到台湾去了。由于我母亲和其母在同一系统工作，都是当会计的，彼此很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一段时间内，我一家人曾在屯溪伞厂食堂搭伙，我与唐伟经常见面就搞熟了。

我忘不了：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停课闹革命”，我和唐伟均属于“黑五类”子女，连红卫兵都当不上，只有夹着尾巴做人。是年10月中、下旬，全校掀起了去北京等地进行“革命大串联”的热潮，学校当权派受极“左”思想影响，竟剥夺了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出外串连的权利，还下令将我们全部（约200人）“发配”到距离屯溪22华里、不通公路、当时划属屯溪中学所有的休宁县汊口茶场（后建为屯溪一中汊口分校，今为休宁县汊口初中校址）去劳动半个月。我和唐伟当然也在其中，同病相怜，心情十分悲愤，但又无可奈何。1968年10月29日，我和唐伟被学校统一安排为第一批到太平县下放插队。我被分配到太平县桃源公社售口大队湖田生产队，而唐伟则被分配到太平县大桥公社张家埂大队秧田生产队。两地相距很远，平时都要挣工分，我俩常年不见面。只能在每年春节回屯期间，才能互到对方家里面谈，一起到街上逛，或去找别的同学玩，久别重逢，十分喜悦。

我更忘不了：1972年2月29日那天，我在屯溪过年半个多月后提前返回太平县城，欲参加3月1日至9日召开的“太平县教育工作会议”（我当时担任插队所在公社的永红生产队民办小学教师，也被通知到县里参会）。趁开会之前，专程去离太平县城甘棠镇只有六七里路、唐伟插队的村子——秧田生产队实地探视一下。他比我先回太平，我走到秧田村时，打听到他所住的地方——生产队仓库，也就是一座破祠堂，谁知“铁将军把门”，就坐在门外等，一直等到近黄昏时分，他才挑着一担柴禾，砍柴回来了。于是相见亲热。他打开门锁，我走进祠堂，才发现屋子不小，已较破旧。而唐伟就住在紧靠大门内右边角落里用木板隔起的一个简陋小房间里，也没什么家具，烧饭的锅灶就垒在房门外靠墙边上，真是太寒酸了！他所在的生活队就他一个插队知青，很不重视知青生活，他自己也太老实，没向大队和公社反映意见。他陪我到太平中学去参会报到。我与他握手告别，从此再未相见，一别竟43年了！

1972年5月，我被推荐到徽州地区师范学校文科专业班学习，毕业后一直当着中学教员，直至2009年10月退休。在这漫长的几十年时间里，虽然也忙于工作和家庭各种事务，但我并没有忘记唐伟老同学，曾无数次打听他的情况，都未得到确切消息。因时过境迁，也不知他家人的现况和屯溪住址，只听说他直到1975年才被招工，被分配到太平县搬运公司太平湖共幸桥码头搬运站当搬运工，干重体力活儿，并娶了农村妻子，有两个子女。不知什么原因，他也始终未到我屯溪家里来过了。难道我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吗？呜呼！农历羊年春节已过，古诗云“每逢佳节倍思亲”，年已65周岁的我却是“又逢佳节倍思友”。我真想你啊，唐伟老同学！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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