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宰相张英恭呈康熙皇帝的贡墨

徽墨与贡墨

墨是中国古人重要的书写工具之一，它与笔、纸、砚并称为“文房四宝”，而皖南的徽州地区就是中国最著名的制墨产地。

隋唐时期，由于社会对于墨的需求量增大，制墨业开始兴盛，当时制墨中心主要是北方的易州（也称易水，今河北易县）和潞州（也称上党，今山西长治县）。唐末五代时，北方战乱不休，易水制墨名家奚超率其家族逃往江南，落户于歙州（今安徽歙县），而这里满山茂密的松林成为奚氏家族制墨的绝好材料，不久后便在歙州制造出了“丰肌腻理，光泽如漆”的佳墨。于是，奚超很快就获得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被赐国姓，从此奚超变成了李超，其子李廷珪及其后世继承奚氏制墨家法，将歙州的制墨业发扬光大。

宋宣和三年（1121）歙州改称徽州，领歙、黟、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墨的生产基地也随之扩大，“徽墨”渐渐名满天下。明清以后，徽州更是涌现出了程君房、方于鲁、曹素功、吴天章、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等制墨名家，徽州成为中国的制墨中心。

“贡墨”，顾名思义即为进贡给帝王之墨，其纹饰雕刻自然极尽奢华。一般来说清代“贡墨”可分为两种，一种为“例贡墨”，是朝廷按照征供制度征收的墨，其墨不加名款和墨家；另一种则是大臣为讨好皇帝，而不惜工本特制的墨，其墨面均有“臣某某恭进”、“臣某某恭呈”等字样。下面就来介绍一件清初桐城宰相张英的恭呈墨。

张英恭呈墨

这件张英恭呈墨，长16.6厘米，宽6.4厘米，厚1.8厘米，重345克，墨呈石绿色。现收藏于安徽博物院，早在1986年此墨曾随《中国胡开文古墨展》赴日本展出，很多介绍中国制墨的书籍里都能见到这枚张英恭呈墨的图片，其知名度颇高。

此墨一面正中书篆体“凤阁书云”四字，四角饰连方蝶形图案。另一面正中书楷体“贡硃”二字，左下刻“臣张英恭呈”五字，再下为一圆形“张”字印和一方形“英”字印，四角亦饰连方蝶形图案。顶面阳文楷书“御制”二字，左侧面阳文篆书“养性殿珍藏”五字，右侧阳文楷书“康熙甲子年按易水法制”十字。

首先，此墨书有“贡硃”二字，且有“臣张英恭呈”字样，显然属于上文所述的第二类贡墨。而此墨顶面又有“御制”二字，说明此墨亦属于御墨，按御墨的定义可分两种，一是由宫廷专门制造的，一是大臣向皇家进献的，可见“御墨”与“贡墨”并不矛盾。另外，从“养性殿珍藏”几个字来分析，张英所订制的这批贡墨是供皇帝在养性殿使用，应该也是事先经过皇帝授意的。

再看此墨制于康熙甲子年，即康熙二十三年（1684），这一年张英48岁。查张英之子张廷玉的《澄怀主人自订年谱》可知：康熙二十一年，张英请假归里，重新安葬父亲。此后三年时间里，张英主要居住在家乡桐城，至康熙二十四年七月回京。而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康熙皇帝南巡，张英奉旨来江宁迎驾扈从。在张廷玉所写的《先考敦复府君行述》中就明确提到：“甲子冬，恭遇圣驾南巡。府君（指张英）趋迎于秦淮，蒙天语慰问，并赐御书，屡召至内阁与政府商榷公事。”另外，张英《存诚堂诗集》中也存诗《觐上于秦淮，蒙恩慰问并赐御书恭纪》一首：“时同旧侣趋前席，还沐新恩载后车。击目邱墟陈俎豆，关心水旱问州闾。”这样看来，这件制于康熙甲子年的张英恭呈墨，极有可能就是在这年十月，康熙皇帝南巡，张英在秦淮迎驾扈从时所恭呈的贡墨。

最后，所谓“易水法”，是指前文提到的唐代易水墨工们所总结出的一套独具规范的制墨方法。“易水法”的核心技术有三点：1、添加动物胶作为原料，一方面促使墨易于成块，另一方面使墨汁不易产生沉淀，起到将墨永久附着于纸上的效果；2、制墨时加入香料，使墨块储存与墨汁书写时香气浓郁；3、“十万杵”的捣制，是指在制墨原料松烟、油烟与动物胶相混合后，进行强力和多次的杵捣，使烟与胶均匀而紧密地结合，故需“十万杵”。唐末五代时期，易水墨工奚超家族避居歙州，将“易水法”带到这里，并发扬光大，成为后世千百年间徽墨制作技术的基本准则。所以明清徽墨上常刻有“按易水法制”，这深刻反映出徽墨工艺的文化源流。

方维甸恭制棉花图墨

除了张英恭呈墨外，安徽博物院还收藏有一套与桐城名宦有关的徽墨——方维甸恭制棉花图墨。这套墨现存三锭，正面各绘棉花图一幅，背面各书御制诗一首。

要说方维甸恭制棉花图墨，还要追溯到方维甸的父亲方观承。方观承（1698～1768），字宜田，号问亭，祖籍安庆府桐城县。康熙五十年（1711）其祖父和父亲因“南山集案”而受到牵连，被流放至黑龙江，方观承幼年则是寄食于江宁清凉山寺长大。然而历经坎坷的方观承，在雍正末年因征战准噶尔立功，授内阁中书，乾隆初年入职军机处，此后官运亨通，历任吏部郎中、直隶布政使、浙江巡抚，乾隆十四年（1749）后任直隶总督长达二十年之久。

乾隆三十年，为号召直隶地区广植棉花、发展棉纺织业，方观承主持绘制了一套《棉花图》，共计有16幅图，分别为：布种、灌溉、耘畦、摘尖、采棉、拣晒、收贩、轧核、弹花、拘节、纺线、挽经、布浆、上机、织布、炼染图，它们包括了从种棉到染织成布的全过程，而且每幅画面都配有方观承亲笔撰写的解说文字。完成后，方观承将全图装裱成册，恭呈皇上御览，乾隆皇帝对《棉花图》反复赏阅，倍加赞许，并执笔为每幅图题七言绝句一首。由于有乾隆帝的题诗，所以方观承将此图册定名为《御题棉花图》，还将全图镌刻在上等的端石上，后来这些刻石一直留存在直隶总督署，解放后入藏河北省博物馆。

再说方维甸(1759～1815)，字南耦，号葆岩，乾隆四十六年进士，嘉庆年间官至闽浙总督、直隶总督。此方维甸恭制棉花图墨就是他在闽浙总督任上，根据其父《棉花图》而订制的贡墨。原为一套16锭，安徽博物院收藏的三锭分别是其中的第三锭“耘畦图”、第五锭“采棉图”和第十锭“拘节图”，它们背面分别有御制诗：“花繁茸细茂平皋，长日锄耘力作劳。念此艰辛厌纂组，时看在笥旧绨袍。（耘畦）”“实生花落用胥同，盈亩共襄采摘功。春种夏耘秋始结，绘图题什补豳风。（采棉）”“束帛即棉本易言，条分筳卷纺车源。引端抽绪涣斯合，进步用功岂惮烦。（拘节）”

棉花图墨一套16锭，构成一组相关联的题材，这种成套出现的丛墨，称之为“集锦墨”。集锦墨最早出现在明代中晚期，亦为徽州墨工首创，它融合了中国传统的绘画、书法、雕刻、漆器、纺织、刺绣、螺钿、裱糊等多种艺术，成为综合性的艺术品。到了清代集锦墨更是空前发展，品种之繁多、绘刻之精致、装潢之考究，都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而棉花图墨就是清代最负盛名的集锦墨之一。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套棉花图贡墨是由徽州府休宁县胡开文墨坊所制，原墨模已不明下落，光绪年间胡开文墨坊制墨艺人王绥之、王寿荣又翻刻了一套墨模，墨顶加“两淮贡墨”款，现亦收藏于安徽博物院。

（本文对康熙甲子年张英在江宁接驾扈从情况的考证，得益于卢赟秋先生的指点，在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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