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文化砥励前行 四十年收藏之点滴感悟（上）

卢村晨曲舒铭华/摄□程道德

岁月不居，流年似水。不经意间，我已跻身耄耋之列。人至高年，愈加怀旧，回首往事，多不足道，惟有收藏，聊值一提。

我自幼受徽州文化熏陶，上小学时，即开始集邮。1950年参加工作，六年后考入大学，后来留校任助教，直至“文革”结束。近三十年间，我没有条件搞收藏。改革开放后，春江水暖，为我搞收藏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社会环境及难得机遇，可以说，我的收藏与改革开放同步。

回首收藏经历，大致可分两大阶段：自1979年至1999年之二十年间，属业余爱好阶段，收藏仅是“副业”，且只收藏，无暇顾及藏品之整理与研究；1999年，我正式退休，开始倾心收藏，兼及研究，至今又几近二十年，为第二阶段，亦即“正业”阶段，并将收藏与研究提升为文化事业之高度。既然视其为事业，就意味着对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肩负使命感，对社会具有责任心，更须有知难而进之不懈追求。此间，我陆续出任中国收藏家协会理事、北京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书画专业委员会主任、文物鉴定专家组成员等职，沉浸其中，近乎忘我。

日积月累，集腋成裘。而今，我的藏品已形成四大系列：清代科举制度文物系列、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文物史料系列，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遗墨及民国时期军政要员手迹系列。在整理研究大量藏品的基础上，主编出版图册已有七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墨迹》《二十世纪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手迹》《名人信札的收藏与鉴赏》（合著）《民国时期军政要员手迹》、校点《康有为牛津剑桥大学游记手稿》《近代中国高等院校修业证书图鉴》（上下册）《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遗墨》（上下册）。1999年至2016年，在《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文物报》《文物天地》《收藏》《中国收藏》等报刊，陆续发表文物考证文章、藏品介绍及学术随笔等，共97篇。与此同时，先后在北京、西安、黄山市、徽州休宁和绩溪等地，举办大型展览十六次，旨在让深藏居奇之文物“活起来”，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每次展出，均能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获得普遍好评。

百年学府翰墨飘香

1979年，我初涉收藏时，是以收藏古钱币为主，本打算退休后做些学术研究，撰写一部《中国古代钱币史》。不久，收藏古钱币已初具规模，并获选北京钱币学会理事。1983年春节后，我改变收藏方向，利用业余时间，开始集中搜集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墨迹。

三十五年前，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自备安徽泾县玉版宣、徽墨及湖笔，到燕南园安徽同乡、美学大家朱光潜先生府上求字，先生慨然应允，为我和夫人汤蕉媛各书条幅一帧。分别是录唐代诗人陈子昂诗；另一幅是录朱熹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书、文俱佳，年高笔老；“源头活水”，寓意深长。万万没想到，两幅墨宝竟成老先生绝笔。字如其人，文如心声，由此我产生一个想法：将百年北大著名学者墨迹有系统地汇集起来，办展览、出结集，弘扬北大先贤人格魅力与创新精神，以见证辉煌、启迪来者。第二位应嘱赐字之大师级学者，是当代美学宗师宗白华先生。宗老时居朗润园，正卧病床榻。知我来意后，答应待病愈后，定录旧诗一首以赠；并说：“今天不能让你白跑，送一册译著吧。”于是，要我递上笔墨，在《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选》扉页上，写下“道德同志，指正，宗白华，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写毕，我提出请宗老盖上名章。他让我打开抽屉，自选一枚。数十枚篆刻大家所镌印章，使我眼花缭乱，信手择取一枚“宗白华”朱文印，钤于扉页。力透纸背之楷书，配上精美印章之落款，着实给人以美感。第二个万万没有想到者，是宗老一病不起，眼看求赐条幅无望，我当机立断，以词人、书法家、郭沫若先生之业师赵熙老前辈行书七言联一帧，与北大一位教授换取宗老行楷榜书“风骨”轴。斗大之“风骨”二字，不仅法书大美，且是百年北大朱、宗等一代大师人格魅力之真实写照。我在北京、西安、徽州等地，曾多次举办“名人墨迹展”，展品每有变化，惟兹“风骨”立轴，未尝一次或缺，必兀立中堂，以壮行色。1980年代，在北大大师级学者中，书法功底深厚者除朱、宗二公之外，尚有现代大儒冯友兰先生别具一格之“冯体”书法。可惜求字太晚，先生已双目失明。有幸得冯老持赠《三松堂学术文集》签名本：“道德同志，冯友兰，一九八七年时年九十有二”，聊可慰藉。虽硬笔书写，然“冯体”依旧。“冯体”之运笔，制假者实难摹仿，当今艺术品市场，虽不可断言“冯体”皆真，然赝品绝少。由于求“冯体”条幅心切，我于1994年花两个月工资，从嘉德艺术品拍卖公司拍得冯老行书自作诗轴一帧。“灵龟飞蛇感逝川，豪雄犹自意惘然。但能一滴归沧海，烈士不知有暮年。”此为冯老于1974年赠金紫光先生之行书条幅，乃读曹操《龟虽寿》后抒怀之作。冯老晚年，以“但能一滴归沧海，烈士不知有暮年”之句，与友共勉。这是发于内心之豪情壮志。尽管年已耄耋仍“不知有暮年”，立志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之巨著。历经十年辛勤耕耘，终于在临终之年，宏愿得以实现，创下中国学术史上一奇迹壮举。

随着多位学界泰斗、一代宗师接踵离去，激发出我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我意识到，搜集北大健在著名学者墨宝之事，迫在眉睫。自1990年代中期至世纪之交，在夫人汤蕉媛鼎力支持下，我先后征集到六十余位著名学者（理科均为院士）之翰墨，皆以简炼文字概括一生为人为学心得，无疑是为中华儿女留下之巨大精神财富。

2000年元旦刚过，王选院士赠我与夫人一幅硬笔书法斗方：“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活法，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忆及1970年代前后，我们与王选伉俪同住燕园佟府一个院落，共处五年。在他的时间表中，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从未有过假节日，确实“不像普通人那样活法”。其所创汉字激光照排之宏伟蓝图与基本方案，就产生于那间11平米之斗室（吃住兼用）。后来，其研制之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喜获成功时，确实也“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国家授予他“最高科技奖”，世人称他为“当代毕昇”，面对纷至沓来之荣誉，他并不在意。当记者问及一生中最为看重的是哪一件事时，他脱口而出：读小学时，有一次参加数学竞赛获奖，使我终身难忘。

在征集过程中，有许多故事，令人感动。有位理科知名院士，为书写一幅楷书横披题词，竟花三个月业余时间，在旧报纸上练毛笔字；史学家周一良先生，右身偏瘫，坐在轮椅上，用左手写下一幅硬笔题词；段学复院士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视力为0.1，给我们留下绝笔“科教兴国，人才为重”之题词。他几乎是摸黑书写，所以人才为重之“为”字中间一点，点到“为”字一撇之左下端，兹“点”虽点歪，却恰恰说明段老写字一如从事数学教学科研一样，一丝不苟，十分执着，认真到一点也不能少。人寿有限，时光又已过去十几年，如今赐字诸公，均已先后作古。而回首十八年前，为传承中华文化，我们完成了一件实实在在的抢救性工作，为此深感欣慰。

征集健在名人墨迹，相对比较顺利，而欲搜集北大百年来先贤墨迹，谈何容易！以征集历届北大校长墨迹为例，从京师大学堂首任管学大臣到现任校长，共三十余位；其中京师大学堂有十一位“校长”：三位管学大臣分别是咸丰九年状元、光绪帝师孙家鼐及许景澄、张百熙；八位总监督是张亨嘉、曹广权（代理）、李家驹、朱益藩、刘廷琛、柯劭忞、劳乃宣和严复，除曹广权（仅代理十天总监督）之墨迹尚未搜得，收藏京师大学堂“校长”翰墨，已有十位之多。搜集百年名校校长墨迹不易，要搜集百年名校早期“校长”的手迹则更为艰难。京师大学堂第二任管学大臣许景澄，因在御前会议上反对利用义和团围攻洋人而惹怒慈禧，招来杀身之祸，并株连九族，故而遗墨极少。我在北京搜寻五载，始终未能觅得。苍天不负有心人。1995年，我赴香港讲学。一日，我在一地摊上翻看旧字画，突然发现一副破旧原装原裱七言联，落款竟是许景澄！老板娘说：“先生你给钱就拿走。”我花五百港币买下，捡一大漏，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万万没有想到，花五年时间未能找到的宝贝，竟然如此廉价即轻易获得！回京后，心情仍久久难以平静，遂请文物鉴定大家史树青先生品鉴，他说：“好东西，我们历史博物馆都没有，转让给我们吧，加点钱！”我说：“这是北大之宝，不是钱的问题，确实不能转让，请谅解。”

捡漏，只有在特殊环境下，方能得手。香港是个商业城市，有钱人多，一掷千金，往往以古今大师级书画家之名作为首选，而作者知名度不高、品相欠佳之破旧字画，大多无人问津。人弃我取，有如天助。自1991年到2000年，十年间我赴港讲学多次，不仅使我增长财力，更为我提供千载难逢之捡漏机遇。每次返京，必带回一堆“废纸”，个中字画数以百计，有两次，因购得“废纸”太多，不得不请求赴港讲课之青年老师帮忙背回北京。现在看来，“废纸”中有不少是无价之宝。为节省开支，用于收藏，我经常从国内带方便面；每次讲学所得酬金，从未消费于香港时尚三大件（名牌电器、黄金首饰、意大利皮具）。2000年最后一次赴港讲学，总觉得愧对家人，终于给老伴买了一条金项链及一块手表；余款依旧购回一堆“废纸”。至于由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之后之历届校长，如严复、章士钊（未到任）、马相伯（代理）、蔡元培、陈大齐、蒋梦麟、胡适、傅斯年（代理）、汤用彤、马寅初、陆平、周培源、张龙翔、丁石孙、吴树青、陈佳洱、许智宏、周其凤等人墨迹，历经艰辛，亦已征集齐全。

为弘扬北大先贤之人格魅力、展示其书法艺术，北大图书馆展厅分别于2000年、2002年举办“二十世纪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墨迹展”、“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墨迹展”。当时人头攒动，好评如潮。展出之名人墨迹珍品所透射之深厚文化底蕴、高尚精神情操，令无数观者驻足流连，叹为观止。尤以马寅初先生两封亲笔信，最为吸睛。20世纪三十年代，当日冠侵华恶行达到丧心病狂之际，马寅初先生致函赵廉澄，断言：抗战必胜，暴日必败。寥寥数笔，中华民族之风骨，跃然纸上。马老在给赵廉澄的另一封信中写道：“弟对于行政职务尤无兴趣，故仍不愿脱离教书生活。”马老甘当园丁、不愿做官之志向，在老一辈知识分子当中，甚具代表性。其傲骨与亮节，值得称许。展厅中心展柜，摆放者蔡元培先生致蒋梦麟、胡适等人答谢祝寿献屋之复函，显得格外突出。原来，1935年9月7日，时任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等六人，代表北大数百名师生致函蔡元培先生，恭贺七旬华诞，贺礼是由数百名北大教师和校友集资筑建可安身、藏书之房屋一所。1936年1月1日，蔡先生复函答谢。字里行间，内涵隽永。一方面，蒋氏等数百名北大师生知恩图报，情意真切，感人肺腑；另一方面，蔡先生寄希望于后生之谦谦君子气度，着实令人敬重。不久抗战爆发，筹建工作未能继续进行，蔡先生亦移居香港，未能收纳这份贺礼。尽管如此，殷殷师生真挚意真情，已然永载北大史册。尊师敬老，乃中华美德，必将被后人永世传颂。展品中，有三幅题词，亦十分耀眼。一幅是季羡林先生于1994年赠予我的行书条幅，录清人李惺箴言：“境遇休怨我不如人，不如我者尚众；学问休言我胜于人，胜于我者还多。”既是季老勤奋为学之真实写照，亦可作为我等后学晚辈做人治学之座右铭。另一幅，是王力先生于1985年赠夏青先生之条幅，内容为行书自作词《浣溪纱》：“自愧庸材无寸功，不图垂老受尊崇，感恩泥首谢群公。浩劫十年存浩气，长征万里趁长风，何妨发白此心红。”劫后余生之白发老人，仍要“长征万里”，将一颗赤子之心献给学术事业。老一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之家国情怀、高尚情操，怎不受人尊崇！？另一幅行书斗方，乃冯至先生作《学习雷锋诗》两首，其中“岂独青年尊典范，老年也要作学生。”两句尤其让人感叹。冯至先生为人为学，在西语系堪称楷模。据西语系严宝瑜教授回忆说：冯至先生任系主任十三年，以身作则，每个工作日，上午9时，必按时到西语系，下午在燕东园22号家中则读书写作。1962年4月中旬，为准备在北京举行的“杜甫诞生1250周年大会”上作报告，竟两天两夜通宵达旦，连续工作，第三天照常去民主楼上班，由于缺少睡眠，导致过度疲劳，上班途中，晕倒于未名湖畔，幸被路人发现，才由众人搀扶回家。严教授十分感佩地说：“榜样是无声的命令，当时西语系干部职工，从无不按时上班者。”

举办展览，不失为一种有效传播方式。然而观者毕竟有限，若能展品出版成册，影响则更加广泛。两次展出后，经过积极筹划，我于2003年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合作，推出大型图册《二十世纪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手迹》。《图册》收录名人手迹二百零四幅，将百年来北京大学各个时期主要人物之翰墨汇集其中。此书由任继愈先生作序，洋洋千五百言，高度概括百年来北大“创新”与“革命”之光辉历程；推崇先贤之人品、学养，赞颂“开风气之先”的创新精神；高度评价学者手迹“吉光片羽，鲁殿灵光，片纸只字，风采宛然”之书法艺术。任老十分深情地写道：“怀往事，念前驱，低回流连，遽难释卷。”

2009年7月11日，任继愈先生与季羡林先生分别于4时、9时驾鹤西去。一日之中，二公谢世，标志着一个学术时代之终结。众先贤自然生命虽已结束，而学术生命却绵延不绝，直至永远；其生命力必将万古长青、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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