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江南教育变革中的皖人身影

今天的人们一提到江南文化，大多会联想到诸如温软柔润、清丽婉约之类的词汇形容其众异的秉性，殊不知两千多年前的吴越文明曾长期以尚武好剑、勇猛刚毅名其特质。在泰伯奔吴后数百年间，江南尚武之风一直延续着。直至季札观乐习礼为江南种下文质基因，经过六朝、唐宋千余年的积淀与开发建设，江南的民间文化教育事业根基益盛，人文勃兴，明清以来更是蔚为大观。

明清以至近代五百年间是中国史上古典文明的最后鼎盛期和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期，其间社会形态的每一次变动、调整和固化的过程，背后总伴随着教育思想、理念、方式和目标的变动、调适和稳定。江南社会在不断变换的时局中始终保持上升前行的步调，正源于江南人对教育从不抱残守缺、总能适时革新的内在精神，由此创造了江南教育的突出成就。可以说，教育真正成为江南地区社会进步之永不干涸的活水源头。

经典意义上的江南虽有着较为特定的人文地理范围，但同时也是一片具有高度开放包容精神的独特区域。而与江南地区山水相连、人文相通的安徽，自古就不乏勇于闯荡四海、敢为天下人先、引领时代风气的达士名贤。值此之故，江南与安徽在历史上结缘至深，其细至微观日常生活、大至宏观社会变迁，背后总能找到一群敢闯敢试、敬谨勤勉的安徽人预事其中的身影。仅以教育论，明清近代五百年间每个时期影响江南或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教育领域中，皆可见安徽人或拔山开路之、或鼎力参与之的生动样态。安徽人不仅活跃了江南教育的池中之水，也潜移默化间重塑了江南教育的发展格局，进而改变着江南教育的前进方向。甚或不妨说江南教育本身的一大源头活水就是来自一隅之隔的皖人群体。

位于南京秦淮河畔、夫子庙旁的江南贡院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科举考场，其规模之大、占地之广、号舍之多是江南文风繁盛的直接呈现。世称江南进士人数多、名次前、仕宦显，以至江南文人敢以“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自期，实明清的江南人才库里一直“隐藏”着两支数量庞大、战力不凡的精锐“皖军”。其中一支就是明清江南贡院科场应试的皖籍考生。明代今日之江苏安徽区域合为一省——直隶南京，清代虽在政区上实现江南分省，但两省诸多事务仍比同一家，三年一度的乡试秋闱即以南京为共同考试地。从江南贡院选拔出来的两省科举登第者由此出发进京殿试。明代江南贡院走出去的考生考中进士者多达4283人，占明代进士总数的17.2%；清代江南贡院考生考中进士者共计4109人，占清代进士总数的15.3%；而整个清代江南贡院共举行科考112科，在此乡试中举后殿试考中状元者58名，竟占全国状元总数的51.78%。这其中的应试者就有皖籍的张廷玉、李鸿章等治世能臣，吴敬梓、方苞、姚鼐、刘大櫆、陈独秀等文艺、学术或思想大师。

另一支皖军则是驰骋东南半壁江山、寄籍江南都会市镇的徽州商帮后裔。其子弟以商籍获取科举应试资格后以寄籍地为根据地角逐科场，中第者尤多。清代杭州地区许多汪姓进士皆祖籍徽州；而苏州府艳称的一大特产——状元，从清代首个状元孙承恩到最后一位洪钧，竟有六人为皖人子弟，包括大名鼎鼎的毕沅、汪绎、汪应铨。由是，皖人为江南地域人文甲于天下的贡献亦可见一斑。

书院作为地方民间教育机构是明清官学的重要补充。在这个逐渐官方化的教育场所，一座书院的价值与担当往往与书院的主持者——山长的学养与见识密切相关。作为地方性极强的教育场域，山长遴选上的本土色彩同样极为浓厚，然而明清时期江南书院的情形却并不如此。根据徐雁平关于清代东南重要书院山长考证资料的再分析发现，尽管江浙地区主要书院山长的第一来源地均为本省籍，但皖籍名贤硕儒出任其重要书院山长者史不乏书。有清一代，浙江有8位山长出自安徽，仅次苏籍山长之后；江苏则有43位山长来自安徽，排名第二，其中就有著名的钟山、梅花书院山长桐城人姚鼐。如此众多的皖籍山长以及更多的皖籍教谕活动于苏浙的教育舞台，带来的是皖派学术与江南文化的深度交流与融合。

清末学制改革废科举、兴学堂，新式教育开始在古老的中国大地生根发芽。但教育改革永远在路上，没有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的范式，改造教育的探索也一直进行着。素有尊师重教传统的江南自是中国新式教育改革的试验田，其影响深远的事件仅在乡村教育领域，即前有春晖中学、后有晓庄师范，而南京晓庄师范的创办者就是伟大的平民教育家、徽州歙县人陶行知。众所周知，陶氏的平民教育思想及其乡村教育实践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陶行知则不愧是江南新式教育不折不扣的皖籍试验家。在江南应对科举废止、时势变迁、传统转型、教育革新的新征途上，皖人再一次开风气之先，主动融入、勠力求索，从应试的考生而为教学的先生，从科举的闱场转战兴教的学堂，为江南教育、也为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披荆斩棘。

南京大学历史系

博士研究生 沈志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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