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文学每天新

□洪振秋

中国文学史，是一部漫长而灿烂的历史，五千年古国盛衰兴亡的风云在其中舒卷，是中华文明最值得自豪的瑰宝。新安文学诞生和传承，不仅是中华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以独特风格流派而锦绣江南。

春秋时期曾争霸于东南一隅的越国，因内乱衰落而致楚国东入，越人四散为“百越”。东瓯越人徙入皖南黄山、天目山等深山区，从而形成了山越人，依然保持有较为原始越文化形态的山越人，因此，这地域文化的发展脉络是江南越文化、山越文化、新安文化，最后形成辉煌的徽文化，而新安文化就是中原文化和山越文化的混合体，也是新安文学的铺垫基石。

从目前徽州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新洲遗址、下冯塘遗址、桐子山遗址研究可以看出，这个时期文化特征与江南越地区的文化同体，且其文化发展水平明显同步。

新安土著先民三苗部落属于巫文化系统，与九黎、蚩尤一脉相承。《国语·楚语》说：“九黎乱德，民神杂糅”。“家为巫史”，“民匮于祀”。

皖南徽州自古山高林密，重峦叠嶂，幽谷纵横，云雾缭绕……这样的环境本身就是有诸多的神秘气氛，从而产生人们的丰富想象，为巫文化的长盛不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远古时代的徽州村落中，巫文化盛行，许多事情都要举行相关的仪式，从中便产生了歌谣，这些歌谣等就成了新安文学的渊源之一。新安的原始神话传说和歌谣，在山越人以及后来的新安人代代流传，经过漫长的时间，后来才用文字记下一鳞半爪，我们称之为新安传说时期的文学，诸如“洪水滔天”传说，其实就是新安文学史中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

徽州几乎每一个古村落都有其传统民俗表演，诸如歙南西天目山脉下的古村落叶村有“叠罗汉”、三阳有“嬉草龙”、杞梓里有“舞狮”、竹溪有“河蚌舞”等等，都是山越文化的世代传承而形成的民俗，表达人和自然的关系，看似对自然神秘的触摸，更是为后来新安文学形成的风骨打下坚实的基础。

南朝梁时代的新安太守任昉（460——508年），是著名的文学家，他的代表作《述异记》书中，就有王质伐薪见仙人的美妙境界，隋唐的汪华成了徽州本土的保护神，明代汪道昆《杨贵妃七夕长生殿》中的美女已升华道家的仙女，清初歙县著名文学家张潮的《虞初新志》里面许多人物虽处于市井，但都充满仙风道骨，其文学形象妙趣横生，意味无穷。清初的方成培，是著名的戏曲家，其代表作《雷锋塔》，就是让蛇妖变成了仙女，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阴间桃花源”就出现在歙西的深山中，近代许承尧《歙事闲谭》中的美女琐琐娘形象，亦鬼亦仙等等，诸如此类，它们为新安文学注入诸多浪漫而又神秘，内敛而又高古的文学特质，感情丰富，思想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理性之中仍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新安大地曾经过三次大移民潮，使新安文化从量变到质变，新安文学也不例外，而且表现尤为突出，所以新安文学的诸多名家，或是新安本土人，或是外地移民，或许是出生于新安，又活动于其它地区，但他们的师承以及受的教育，皆来自新安五色缸里的液汁熏染，骨子里浸染了新安气质，新安画派中的大家渐江也好，黄宾虹也罢，他们或生于新安，或生于他乡，或一生在外乡活动，但由于他们接受的东西依然是新安文化，所以，渐江成了明末清初“新安四大家”之首，黄宾虹也成近现代“新安四大家”之巨匠，界定“新安文学家”亦如此。

新安地区最初的人口迁入，是魏晋时期的“永嘉之乱”，中原居民迁出者超过百万人，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士大夫阶层和贵族阶层。这个南迁时间，延续到后代的南北朝、隋，时间长久两个世纪。来新安定居的有程、鲍、俞、余、黄、谢、詹、胡、郑九族。第二次是唐代的“安史之乱”与“黄巢起义”战争，又来新安定居的有陆、叶、洪、冯、朱、王等24族。第三次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又来新安定居的有柯、宋、张、阮、刘、徐、韩等15族。北方人口三次南徙新安，当地土著越民同北华夏族融合为汉族，“山越”之称逐渐消亡，而且各姓又聚族而居，形成各具特点的古村落，大量的中原社会精英云集于新安，形成了独特的新安文化，当然新安文学也显得五彩缤纷。清人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中，这样描写新安民俗：“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年之族，未尝散处……”比如，“程朱”等文学大家的祖籍均在新安江畔的篁墩。

新安文学和中国文学一样，尤其这些从中原迁入的士族，他们的思想渊源在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新安文学除了和其它地区具有的共性外，还有其独特的个性，隐逸、含蓄，内敛等就是明显的特征。文学史有一个争议很大的热门话题，说是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背景问题，谈到这里，我也似乎隐约看见陶笔下的桃花源真的与新安有着不可分离的渊源，儒家的入世哲学确实给了新安文学一定的热情和浪漫，但也抑制了新安文学的自我情欲的释放，遁世之感也油然而生。尤其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思想，那句：“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观念，使新安文学又蒙上了理性主义的云霭。

宋理学盛行以前的文学气象，洋洋大观之中虽含有隐逸，但更多的是人世间的热情。诸如程詧的《东天竺赋》、吴少微的《长门怨》、许宣平的《庵壁题诗》、吴巩的《白云溪》、张志和的《渔歌子》、舒雅的《西昆酬唱集》等等，或文或诗，或赋或词，皆满纸风流，风月无边也。

而在理学盛行之后的文学作品，虽然也气象万千，但显湖光掠影之态。比如婺源的汪藻，其辞章明于道德，达于世务，指事析理，虽然也驰骋古今，贯穿经传，理味太浓也。可汪莘、胡仔、方岳他们在自己宦海不得志后，干脆退而筑室于邑，写了许多无可奈何的诗文，依然风流千古。绩溪胡仔隐于湖州苕溪，写了一部《苕溪渔隐丛话》与《诗话总龟》、《诗人玉屑》同被称为宋代三部诗话总集，怒而不争，退而文显往往是成就新安文学家的途径之一。

宋、元、明、清、民国以及现代，也可以以此类推，他们或慷慨悲歌，或愤世嫉俗，成了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文学意念，也造就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可是到了清代，文字狱盛行，从而出现以戴东原为代表的考据大家，形成新安考据气象，但还有一些新安文人绵里藏针、借古讽今、机智微妙，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领域，佳作依然频频。

明清两代的新安文学不仅有本土的独自个性，而且有很强的渗透性和包容性，就散文而言，桐城派中许多杰出人物都是地道的新安（歙县）人，如方苞弟子程鉴，刘大櫆弟子吴定、程晋芳，他们在桐城派中成就很高，名气很大。但明清的徽州戏曲文学高度发展，正如沈绥远在《曲运隆衰》中所说的那样：“文章矜秦汉，诗词美唐宋。……真是一代堪传不朽者也”。这都来自于明清两代徽商的鼎盛，及徽班进京的荣光。从《晋书·五行志》、《陶庵梦忆》、《知新录·记徽俗二则》等书中可以看出，徽州戏曲历史渊源较早，而在明代中叶，已是“几遍天下”了。在京师：“戏庄演剧必徽班”（《梦华琐部》）；在扬州：“梨园演戏，高宗南巡为最盛。两淮盐务中，尤为绝出”（《履园丛话》）。当时扬州八大盐商，徽商占其六，雄厚的资本，也让徽州戏曲形成诸腔汇流的繁华局面，同样也成就了一大批著名的戏剧家，诸如汪道昆、汪廷讷、方成培等等。汪道昆《太函集》风靡天下，汪廷讷著有传奇总称《环翠堂乐府》，今知有十七种。《远山堂品曲》评他的传奇是“井然有条，词亦浓厚可味”，“守律甚严，不愧为词隐高足”。江西临川的汤显祖对其倍加推崇，互师互友。方成培，大胆创新，自创新意，把《白蛇传》改成一部流传很广、世人喜欢的文学精品。此时的徽州民间，竹枝词盛行于新安，犹如清风拂面，给死气沉沉的清代文坛增添了别样的云霭，诸如汪宗沂、方士庶，都是这个时期的名家。

到了五四时期以及其后的新安文坛依然名家辈出，光彩照人，徽州绩溪的胡适之的《尝试集》横空出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文诗集。他给中国文坛注入了一阵阵春风，虽有短暂的“倒春寒”，可依然让民国文坛春光融融也。他是从新安山中带来的兰花香，令世人流连忘返，不得不一日看三回。随后，他的绩溪老乡汪静之也以一部《惠的风》开创“湖光清风”，名满江南。还有近代的文史掌故大家郑逸梅，他以新安文人的特质书写清末民国的文史掌故，他的作品，或用文言，简练含蓄，绕有风致；晚年炉火纯青之作，则用白话间以文言，笔墨卷舒，趣满意足，别具一格而名闻海内外……

写到这里，新安文学的渊源以及其发展轨迹便可管中窥豹了，但新安大地上早已出现的、独具风格的“新安文学气象”，至今还没有被后来者认认真真地系统性地提起，虽然它从山越文学开始到近现代，也出现许许多多大家名流。中国文学史中的“建安文学”，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由于其处于汉献帝建安年代，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建安风骨”对后世影响深远，而邻近的桐城派文学，是一种地缘文化现象，是指桐城为中心形成的文学资源的统称，其文学特点是“修辞立其诚”，在明、清时期最为鼎盛，其实我们的新安文学与之齐驱并驾的。今天我们谈新安文学就是为了总结、归纳、传承。任何流派都是一种历史现象，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后人的责任，在于分析它们的特点，总结它们的经验，作为今后发展的借鉴，这就是对新安文学界定的重要性。当这个流派不断发展时，原有的一些特点也会消失，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新特点，这是因为时代及代表人物都变了。至此，我们讲新安文学这个词，也是在不断地自我否定，因为新安文学每天都会掀开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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