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文化是当代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 安徽省徽学学会会长、安徽师范大学教授 王世华

徽文化中有很多精华，值得我们去发掘、研究和利用。我认为，对当代文化建设尤具重要借鉴意义的就是徽商文化和仕宦文化。

徽商文化就是徽商群体在几百年的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徽商之所以能够延续几百年，实际上是徽商文化在起作用。徽商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贾而好儒的文化情怀，充分体现了徽商精神，它们正是我们今天文化建设所应该借鉴和继承的。在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徽商文化中也有很多内容值得总结和借鉴。就物质层面而言，徽商锻造的很多金字招牌正是我们培育工匠精神的宝贵养分。如张小泉的剪刀，程君房、胡开文、曹素功的墨，叶开泰、胡庆余堂的药等。在制度层面，徽商在分配和传承方面所彰显的智慧，可以为今天的企业提供有益启示。徽商创立了种种分配制度，如津贴制、小伙制、阳俸、阴俸、功劳股等，充分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缓和了企业内部的矛盾；尤其是徽商创立的传承制度，有效地解决了技术含量高的企业在传承过程中如何保持长盛不衰的问题。还有，徽商重视职业教育，早在明代后期，他们就最先编写出版了职业教育教材——《天下水陆路程》和《算法统宗》，以后又陆续编写了十几种，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接班人。

再看徽州仕宦文化。历史上几次中原大移民给徽州带来了中原儒家文化，使一向“鲜知礼节”的古徽州，开始由“尚武”转向“尚文”，所以入宋以后，出现了“名臣辈出”的局面，明清更为可观。两宋期间，徽州出了783名进士，明清时期更多达1303名进士，他们都会走上仕途，如果加上几千名举人，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做了官，那出仕的人更多。徽州府建立八百年来，徽州仕人有的位列宰相、六部尚书，有的为方面大员总督、巡抚，有的是基层府县之官，确实是一支庞大的官僚群体。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支庞大的官僚群体中，竟很少出现贪官，这种现象值得深入研究。

时人曾说，徽人“既仕立朝，驰驱四方，大者名节粹称一时，而其余亦练达有宦业，不苟焉以干禄利为者”。徽人为官，其中的优秀者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尤为突出：第一，赤诚为民，勇于担当。北宋初期的歙县江景房，为了减轻吴越之民的沉重负担，把原有图籍（征收赋税的名册）沉于水，险些被杀，终被解职归田。宋代绩溪人许元曾作丹阳知县，为救民田之旱，冒死决湖。第二，清正廉洁、严于自律。明户部尚书鲍道明为官近三十年，临终“仅有数椽之屋”。清代王茂荫曾在朝廷位高权重，但他“京宦三十载，恒独处会馆中……未尝携眷属”。所以徽人曾说：“吾乡士大夫，素重名节，仕宦无厚积。”第三，刚正不阿、虽死不辞。明代中后期阉宦专权乱政，徽州官员同其他正直官员一道与之进行坚决斗争，宁可被贬甚至被杀，也决不同阉宦同流合污。

徽州的仕宦文化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种状况应予改变，因为徽州的仕宦文化对于我们今天的廉政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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