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爱存心永不老 读《陶行知家书》随感

□吴小朋

陶行知（1891—1946），学名文濬，徽州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人。他一生著作等身，留给后人800多万字的各类文稿，书信是其中的一部分。1996年，辽宁古籍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陶行知家书》，收录了陶先生124封家书。而新编的这本乡友参与编撰的学习出版社出版的《陶行知家书》，则汇集了陶先生240封家书，无论是时间跨度，还是家书数量，都有新的突破，且部分家书尚属首次公开发表。

从陶先生的家书中，可以读出他对母亲的敬重孝顺。1906至1907年，陶先生就读于英籍耶稣教会牧师唐进贤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创办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地处歙县小北街8号，现为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胡耀邦题写馆名）。两年后，他从这里走出徽州，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只是在南京金陵大学读书时，回过家乡一次。

1914年6月，陶先生以总分第一的成绩从金陵大学毕业，赴伊利诺伊大学留学，后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学家约翰·杜威和世界著名教育史学家保罗·孟禄。书中收录了陶先生写给母亲曹翠仂的家书16封（含称谓连带其他家人的，下同），其中第一封就寄自大洋彼岸的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在信中，他向母亲嘘寒问暖，请母亲要保养好身体，每天下午带着妻子和妹妹上山游览，理由是“山上空气清洁、益肺、通血脉，常游必壮”。1917年，陶先生为实现“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的理想，婉言谢绝恩师留美任教之邀，毅然回国应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从此开始了长达30年的教育生涯。他将母亲也纳入平民教育的对象，写信劝母亲读《千字课》，这样“一来当作娱老之法，二来可以有提倡之效，三来写给母亲的信可以自己看了。”陶先生对家书是非常珍惜的，在1927年11月7日写给母亲大人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将家里寄来之信都订成本子，现在已有四本了。我希望家里每逢收到我的信，也订成本子，方不致遗失。”

从陶先生的家书中，可以读出他对妹妹的手足情谊。陶先生有姐妹各一人，姐姐陶宝珠在他出世前已幼殇。书中收录的是他写给小他四岁的妹妹陶美珠（学名文渼，陶行知常称之“渼妹”）的17封家书，时间跨度四年。在信中，有叫渼妹陪母亲锻炼身体的，也有叫渼妹替他照顾好母亲的；有叫渼妹教母亲识字的，也有表扬渼妹书法进步的。1926年9月23日，妹妹在给哥哥的信中谈到母亲六十寿辰事宜。陶先生在回信中写道：“你说寿辰是自家亲人的大志喜，这句话初看很平常，骨子里最有精彩；你说要做母亲喜欢的事情，这是喜上加喜。我虽然在千里之外而无内顾之忧，已立志要乘母亲六秩荣庆之年，为国家教育创一不可磨灭之事业，以作吾母寿之寿世之纪念，并慰父亲在天之灵。”陶先生所说的这名垂青史的事业便是“把中国全国乡村教育运动一齐都要立他一个基础”。为此，他告诉渼妹：“预备借重吾母寿期，为全国幼儿教育募集百年基金，使一切寿礼尽归训练幼儿师资及开设模范乡村幼稚园之用。”自立志后，“一年之中，务求不虚度一日；一日之中，务求不虚度一时。要叫这一年的生活完全的献给国家，作为我父母送给国家的寿面。”然而，在以农为本的中国，陶先生深知农民受教育之难，女性更是难上加难。因此，要“攻破娘子关”。如果不解决女性教育问题，其他不论什么方法都不能解决农民教育问题。在给渼妹的信中，陶先生多次提到推行“平民教育”运动和探获“乡村师范”的新路。在他的号召下，妹妹最终成了哥哥创办的南京晓庄学校第一位“中国到农村去的女学生”。

从陶先生的家书中，可以读出他对妻子的细腻情感。1914年，陶先生与元配汪纯宜（陶行知常称之“纯妻”）结婚不久，便赴美留学了。学成回国后，两人也是聚少离多，书信便成了传递信息、维系人间亲情、引导家庭教育、传承优良家风的重要方式。陶先生与纯妻共育有“四个蟠桃”，即陶宏（大桃）、陶晓光（小桃）、陶刚（三桃）、陶城（蜜桃）四子，夫妻间交流的话题大多是孝敬母亲和抚育子女，却也不乏温情，如妻子记住他的生日给他寄寿糖，又如他邀请妻子参观晓庄学校。

然而，1929年至1936年间，陶先生的妹妹、母亲、妻子三位亲人相继离他而去。特别是纯妻病逝那年，他硬是强忍着失去家人的无限悲痛，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委任的“国民外交使节”身份出访28个国家和地区寻求国际支援，宣传中国抗战形势，动员世界华侨都来为中国抗战出力，募捐筹款。在出访国外的两年多时间里，家中的四个儿子让陶先生牵肠挂肚，必须考虑组建新的家庭。这时，陶先生与妹妹在南京著名的教会学校——汇文女中的同学吴树琴（祖籍徽州休宁县）产生了情感交织，情书不断，情意缠绵。

1939年底，陶先生与继配吴树琴（陶行知常称之“琴姑”）结婚。他在给琴姑的信中这样写道：“没有功夫写，画几个圈儿替，免人苦相忆。”他把琴姑来信的减少比作是每天只吃一顿饭，觉得不能满足，凸显作为丈夫对妻子无尽的思念之情。当琴姑学习进步时，他写信表扬说“你写的寿诗，好极了。老实说，我是写不出来的。”当琴姑生病未愈时，他写信告诉她“每天两鸡蛋，当遵嘱不断的吃。”当琴姑遭到挫折时，他写信嘱托她“人生遇着逆境只有一个秘诀：把忧愁忘掉”。在陶先生看来，忧愁伤心是双倍牺牲，于事无补。书中收录了陶先生写给琴姑的家书多达150封，可以说是字字句句饱含深情，字里行间情意绵绵。陶先生想得到琴姑的一张照片，琴姑去信告诉他现在人瘦，相片要缓些日子再照。陶先生则回信说“你胖时如月圆，瘦时如新月，我总是欣赏的。”陶先生还把中华民族勤俭持家的优良家风，也蕴藏在家书之中。“刚才接到16日的信，知道你已经把那百孔千疮之蚊帐为我补好。我期盼着蚊子再也不能扰乱我甜睡。”“小桃那些衣服是虫蛀的……他说没有用了，我想设法补起来，一定还有用。”

1945年,昆明爆发了“一二·一”反内战学生爱国运动。12月8日，陶先生连夜将诗集九册整理完毕，交给冯亦代先生出版。第二天，他给琴姑写下一封信和一份遗嘱，便冒死去参加千人追悼昆明死难师生大会。信中写道：“也许我们不能再见面，这样的去，是不会有痛苦，望你不要悲伤。你有决心，有虚心，有热心，望你参加普及教育运动，完成四万万五千万人之启蒙大事，以奠定天下为公之基础，再给我一个报告。再见。”这封信甚为悲壮，催人泪下。

阅读《陶行知家书》，我们不仅可以读出陶先生孝老爱亲、悯妻爱子的人间真情，而且可以读出陶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中国教育探获新路的生命轨迹以及其家人的默默付出。追溯信笺背后波澜壮阔的历史积淀，感受陶先生丰富的情感世界，如同接受一次心灵的洗礼，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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