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可凡撰文怀念张国荣君为非常之人 常有深情之处

曹可凡撰文怀念张国荣 在曹可凡的少年时代，每逢节假日，母亲会带他去一位教钢琴的朋友金老师家中，接受艺术熏陶。某个夏日，金老师邀请三五知己小聚，座中有位端庄娴淑的中年女子，虽不施粉黛，一件白色衬衣平淡无奇，但由内而外的美丽与气质，力压四座。经不住朋友怂恿，那位女士便在金老师的钢琴下，演唱了一首《浏阳河》。这一嗓带给曹可凡经久不衰的惊喜，“我虽不懂声乐艺术，但其歌声清亮、悠远，真所谓‘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后来才知道，那位女士便是高音歌唱家张权。张权早年留学美国，是当年唯一一位在国内演过歌剧《茶花女》的歌唱家。”

多年之后，曹可凡成为一名电视主持人。受益于在传媒的工作，他有更多机会见识到更多大家名流的风采。其中一些人，“怀瑾握瑜、明德惟馨”，拥有“赤子之心”，被他称为“深情敦厚之人”。善于写作的曹可凡，将与这些深情之人交往的种种细节，记录描述下来，集腋成裘，这就是新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曹可凡随笔集《我认识一些深情的人》的来处。

傅聪

“坏脾气”与老顽童

白先勇、余光中、流沙河、启功、傅聪、小野洋子、黄永玉、程十发、张国荣，几十位名人背后不为大众所知的故事，耐人寻味，加上曹可凡细腻入微的文笔，读来让人感喟不已。在曹可凡看来，他们“都是非常之人，常有深情之处。我想记下一鳞半爪，作为时代记忆的几瓣碎片。希望读者也能喜欢这些或欣喜，或感伤，或传奇，或震撼的深情往事。”

音乐家傅聪，是出了名的“坏脾气”，音乐会上，哪怕是微小的耳语声，或者拍照的“咔嚓”声，都会让他大为恼火，有时候，他甚至会直接中断演奏，以示抗议。在曹可凡眼中，傅聪不是什么暴脾气，而是喜欢开玩笑的老顽童。也许在平常人的印象中，傅聪钢琴家的名头，远不及“傅雷之子”这个名号响亮。傅聪感慨：“每个人见到我都要说《傅雷家书》，好像我老也长不大。其实，我也是望七之人，离开《傅雷家书》已经很久了。”

曹可凡曾和白先勇一起回他的桂林老家。当地朋友送来一碗热气腾腾的桂林米粉。据说，白先勇每次回老家，一日三餐都要吃米粉，用他的话说，那是“乡愁引起的原始性饥渴”。这次，他一边吃一边说：“我常听人夸耀云南的过桥米线，那是说外行话。过桥米线和桂林米粉相比，还差得远着哩。”

张国荣

那似程蝶衣的“风月”

1994年，陈凯歌率领的《风月》电影剧组从安徽黟县移师这“家家临水，户户通舟”的水乡泽国，继续紧张的拍摄。张国荣是参演《风月》的主演。曹可凡前去采访。在退思园等待不久，曹可凡就看到：“身着白色纺绸衫、头发梳得锃光瓦亮的张国荣与身穿湖绿色碎花旗袍的何赛飞步入园中。”张国荣的扮相很容易让人想起程蝶衣。“你活脱脱一个程蝶衣啊。”对曹可凡的这句感慨，张国荣马上接话：“你的意思是我们都是极度自恋的人？”随即又说：“凡是演员都有几分自恋，唯其自恋，才能在镜中找到另一个自我。”

说起《风月》，张国荣认为，他在戏里扮演的郁忠良，比程蝶衣更为难演。郁忠良从小随姐姐嫁入江南首富庞家，备受欺凌。为了报复，他借烧大烟之际下毒，将姐夫变成植物人。压抑的环境、扭曲的人性和变态的心理，注定演员要承受更大的煎熬。在曹可凡目睹的随后几天拍摄中，张国荣与何赛飞等演员几乎每时每刻都活在角色中，难以自拔。有场姐弟诉衷肠的戏结束后，何赛飞久久未能缓过来，右手按着肝区部位，瑟瑟发抖。张国荣也满含热泪，紧紧地抱着她，喃喃道：“没事的。没事的。”导演陈凯歌感慨：“国荣的表演，包括形体、语言，足以支撑任何内心复杂的人物。特别是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令人心寒的绝望与悲凉。停机后，他久坐不动，泪下纷纷。我并不劝说，只是示意关灯，让他留在黑暗中。我此刻才明白张国荣必以个人情感对所饰演的人物有极大的投入，方能表演出这样的境界。他能通过可见的内部与外部的表演，使人物瞬间活起来。”

谭咏麟

与张国荣并无芥蒂

《我认识一些深情的人》中《他比烟花更绚烂》一文中，曹可凡写道，陈凯歌是真正懂张国荣的，但他俩也未能再创如《霸王别姬》般的神话。十多年后，陈凯歌拍摄《梅兰芳》，曹可凡与卢燕前往探班。“看着监视器里黎明的表演，我们内心都升腾着一个疑问，那就是如果张国荣还在世，他是不是扮演梅兰芳的不二人选？我问过凯歌，他未有作答。我知道，这个问题太残酷，也许连凯歌自己也无法回答。”

在那次访谈中，曹可凡与张国荣几乎无话不聊。除了《霸王别姬》和《风月》，张国荣还主动提及自己与谭咏麟的“恩怨”。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流行乐坛几乎是张国荣与谭咏麟二分天下，由此引发双方歌迷旷日持久的较量，渐渐发展到势同水火的地步。而歌迷的这种集体不理性行为，反过来又作用于他们的偶像。于是，谭咏麟宣布不再领取任何音乐奖项，张国荣则以三十三场演唱会向歌迷告别。不过，张国荣坦言：“在音乐方面，我们或许是对手，但私底下却是相互包容的好朋友，没有任何芥蒂。”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冯友兰“哲学三史”

告诉你与哲学的距离

“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1987年，哲学家冯友兰已经92岁。但他亲笔书写这副对联，用以自勉。

“阐旧邦以辅新命”句，主要是指自己的学术追求。语出《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阐旧邦以辅新命”就是要“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养料；“极高明而道中庸”句，主要是指自己希望达到的精神境界。语出《中庸》第27章：“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高明”，谓性格高亢明爽。“中庸”，谓不偏叫中，不变叫庸。儒家以中庸为最高的道德标准。此句为作者平生追求之境界。此联集前人句，工稳自然，而恰切地描绘作者之形象。

对西方人而言

冯友兰就是中国哲学

哲学并不与我们相隔遥远，不管是您在公司跟上司汇报，需要缜密的逻辑，还是你在下班后在网上跟人讨论一个观点也需要懂点哲学，您都会发现，懂点哲学，为人处事观世，头脑都清晰得多。

哲学离我们也并不遥远。您没有系统学过哲学，没关系，只要您有一颗好奇的求智之心，找对一本哲学书，就可以开始你的哲学之旅。“对”的哲学书也肯定不止一本，了解西方哲学，先去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走近中国哲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是很多人的首选。

冯友兰（1895—1990）不仅被誉为是中国哲学史上“最先具备哲学史家资格的学者”，而且对很多西方人而言，冯友兰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是冯友兰。冯友兰早年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在哥大师从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杜威称赞他是“真正的学者材料”。中国现代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岱年称：哲学家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具有追求真理的热诚，勇于坚持真理，也敢于放弃成见而接受真理。冯友兰先生从宣扬“理在事先”、“理在事上”转而肯定“理在事中”的正确观点，表现了一个真正哲学家的诚恳的“慎思明辨”的态度和宽广的胸怀。

冯友兰的哲学思想外旧内新，主要是对华夏先贤思想的再阐释。其主要著作《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被称为“哲学三史”。

“哲学三史”

增加哲学家画像百余幅

2020年春，中国画报出版社重新推出了“哲学三史”。其中《中国哲学简史》原版是冯友兰的英文讲稿，中文版是采用哲学家、教育家涂又光的译本。

更妙的是，此次重新出版的“哲学三史”，均配以中央编译局研究员薛晓源博士手绘的孔子、墨子、梁启超、黑格尔等古今中外哲学家画像100余幅。绘画风格飘逸，人物形神兼备，大多数画像题有哲学家的思想学说或诗句，图注部分则是对哲学家的简要介绍，有助于加深读者对哲学家的认识。

1928年冯友兰到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期间写成《中国哲学史》。当时学术界有“信古”与“疑古”之争，但冯友兰独辟蹊径，采用“释古”的态度来写中国哲学史。尤其是他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两个大段落，令人耳目一新。冯著的《中国哲学史》在当时不仅得到了陈寅恪、金岳霖这两位审阅人的高度评价，至今仍然备受赞扬。当代著名哲学家张世英说，“《中国哲学史》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史论结合、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的第一部哲学史著作。……把史论结合得那么紧密，把中国哲学史讲得那么有条理、那么清晰，而且贯穿着自己的观点，不人云亦云，到现在还无人能及”。

生命最后十年

冯友兰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

1947年，冯友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之后他的英文讲稿整理成《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全景展现了先秦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主要的哲学流派、代表人物和思想，将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都被他融会贯通，并以开阔的视野对中国哲学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语言简明生动，又耐人寻味，洋溢着人生的睿智与哲人的洞见。七十余年来，本书一直是世界许多大学教授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入门书，也是让许多人受益终生的智慧经典。

《中国哲学史新编》是冯友兰在其生命最后十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撰写的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和体会。《中国哲学史新编》以思潮为纲，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七个时代思潮：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学、近代变法、现代革命。全书体量庞大，广博而不芜杂，严谨而又生动，达到了文与质、博与约的统一。

“哲学三史”写成的过程，本身也是一部生命史，见证着一个哲学家与社会精神互动的思想脉络演进史。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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