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正：见证济南文艺界变革

周正(左)曾经促成梅兰芳的最后一次来济演出

几经周折，周正(右一)促成在抗美援朝中捐献飞机的常香玉来济演出。周正（右）与梅兰芳

本版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本报记者江丹

口述人

周正，92岁，解放初期，曾参与济南文艺界的改造工作，后受命筹建山东剧院并担任首任经理，促成梅兰芳、常香玉等名家来济演出。

济南解放初期，旧有的剧场、影院、茶社需要接受组织改造。在那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这座城市的文艺正在经历一种未曾有过的风貌变化，跟着时代踉跄前进。周正作为一名管理工作者，参与了这场文艺界由“旧”到“新”的大变革。

“国泰电影院的机器设备很古老，只能演无声电影”

济南解放，我在(军管会)文教部，它下面设了几个处科，有中教科、初教科、社教科。那时科长都是团级干部，都是处级的科长。我分到社教科，社会教育。

我们社教科有4个人，一个年纪大一些，叫马次堂，有一个叫李鸿清(后任济南市文化局长)，还有一个叫李同甫。马次堂是原来济南老地下工作者，为人很善良，是很有智慧的人，很有修养，他对我特别爱护。说起来我是主持社教科的工作，但是好多事情我叫他弄，他对我很尊重。我很怀念他。

李鸿清是寿光人，他在家乡是干小学教育的，这同志很勤快，工作也比较扎实，(我们)关系都不错。李同甫虽然也有知识，但他从前拉胡琴，思维受一定影响和限制。上面有交代，一定要记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对他们也有要求。有时他单独行动，到剧场、剧院里去，抽烟、喝茶，我们都限制他。我说，同甫同志，到那剧场之后拒绝一下，喝个白水不是不可以，尽量避免抽烟，更不能吃饭喝酒。这是关怀和爱护的问题，他觉悟程度有限，和那两位同志不一样。总之我们四个人合作得挺好，这是社教科。

以后逐步开展工作，到各个戏院、电影院等娱乐场所，有时看节目，有时听听反映，做些社会调查，了解情况。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影院、戏院、茶社的分局布点都初步掌握了。比如说大一点的、有点影响的北洋大戏院，大观园的叫第一剧场，新市场的叫天庆戏院，大观园电影院北面那个叫新新舞台，大观园南面还有小剧场，到现在名字想不起来了，剧场不大，一次盛300来人。经三小纬二路那里有一个电影院，叫小广寒电影院，狗不理包子铺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国泰电影院。国泰电影院的机器设备很古老，只能演无声电影，没有设备(播放)有声电影。

还有晨光茶社，共和厅茶社。茶社顾名思义，说是喝茶，实际在那里表演唱，它不是卖门票，门口有人迎进去以后坐下。唱一段停下来，拿着一个柳编的小筐子，到人前收钱。有钱的扔几个，没钱的仍可以继续坐着看，有钱的捧钱场，没钱的捧人场也表示感谢。还有青莲阁茶社，和大观园的茶社内容基本差不多，也是唱歌、唱戏，在二大马路西首。它的业务情况就不如大观园了，大观园繁华。说到背景，商场离不开文艺团体、文艺组织的活动，它们互相支撑，有市场就人多，有茶社才有观众，都是为了求生计，想尽各种办法增加收入，解决生活问题。

“是资本家的话就成对立面了，他拿钱是剥削，矛盾激化就不好办了”

展开工作以后，(对剧场、影院、茶社)进行收编。当时我们有组织地改造旧艺人，研究起草方案，搞试点，(改造后的剧场、影院、茶社)不是私营管理，而是集体管理，民主领导。

定好以后，拿第一剧场试点。第一剧场的成员里面，名演员不少。孟丽君、孟丽蓉是姊妹俩，孟丽君这人多才多艺，她曾经和马连良(唱老生)配戏，不仅在国内唱，还在国外唱过。青衣、花旦、小生、老旦、彩旦、武生，她都能演，真了不起，样样通，样样精。韩少山唱余派老生，一个唱花脸的叫李传明，一个唱武生的叫马文宽，还有陆少楼。还有一个比较有名气的，唱小花脸，叫耿永奎，他是北京人，才艺比较高，口词好，演小花脸得口词好，内心感情戏表达好。

收编就要进行教育，介绍集体领导的优越性，可是具体问题来了。孟丽蓉的父亲叫孟福田，第一剧场舞台上的道具、布景和一部分服装，还有连椅，都是他投资的。他不是场主，投资这些之后拿钱收份子。当时引起矛盾来，有群众反映他拿太多。他们说他是资本家。那时我水平也有限，是不是资本家也拿不准，是资本家的话就成对立面了，他拿钱是剥削，矛盾激化就不好办了。这种情况我得请示领导，这个问题得慎重，用调和的办法，尽量避免成对立面。如果(孟福田)是资本家，孟丽蓉怎么办，得划清界限。他们是父女，他是她爹，他能和他闺女划清界限吗？矛盾不好处理。

当时我也冒着风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先做孟丽蓉的工作，不能轻易说“你爸爸是资本家”，不能这么说。就说分成不太合理，比例调一调。她待我很尊重，说这事好办。说是减少，以后就不收钱了，但是吃饭的钱要保证。后来，李(澄之)局长说我这件事办得很好，鼓励我。现在来说像笑话，他的那些东西，连椅能值多少钱，那些服装也都是些旧服装，没有多少钱。他得依靠(那些东西)吃饭，没别的办法。

第一剧场真正的资本家是场主张焕德。他以后被镇压了，反革命，家里搜出一支手枪。那期间，我住在大观园电影院上面，那个地方很乱，很不安全，里面(有)干过国民党的，干过伪军的。我和警备区的人讲，你们是不是得加强措施。他说，公安便衣也好，公开的(警察)也好，警备区的也好，三班倒换着巡逻。

第一剧场改造后确实不错，它营业情况也好，先形成组织，然后民选团长，后来改名成大众剧场了。这名字是陶钝起的。他不姓陶，这是笔名，后任(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他是写文章的。

“关了不演，说起来好办，班底子我们得负责安排”

我去了解情况，各剧场、茶社、电影院都登记，地址、场名、社名、经理、从事什么职业、里面多少人、年龄、性别都有。

北洋大戏院在长江以北来说比较有名气，它的经理是马寿全，这人外表看起来像个大资本家，实际上是穷光蛋一个，穿得很有派头，很讲究，我一去以后，这人把我看成领导，我不习惯，咱接受不了这一套。

(北洋大戏院班底子里面)唱余派老生的范季高，唱青衣花旦的李凌云。另外还有孔婉华，她是有名的金嗓子，她不固定，哪地方出高价就到哪去了，有时来有时走，到外面演出三天就回来。还有唱花脸的张鸿奎，还有唱武生的袁金凯，唱刀马的陈金彪。还有一个管事的，唱女老生，叫王锡恩。用他们的行家话，这是班底子，请两三个演员，班底子配合着就演出了。北洋大戏院演戏是京派，以唱为主。大众剧场有海派味道，它主要靠灯光布景道具这一套。

好几个省剧团没有演出场地，大众剧场进不去，职工电影院进不去。发现北洋大戏院是敌产，就收回来。

时隔不久，突变。济南市公安局下命令，停止营业。北洋戏院早就要坍塌，危险，观众看戏塌了以后出事故不得了，就关了不敢再演。关了不演，说起来好办，班底子我们得负责安排。

这就为难了，太难了。文化局办公室主任交代我，这事要处理好，主要是怕人发生意外。班底子有四五十人，茶房有二三十人，加起来将近一百人。我先登记，人名、性别、籍贯、身体情况、文化情况。那时还没有劳动局，不经劳动局，到处找关系，安排人。那些单位对我还不错，省计委安排了、省统计局安排了，齐鲁医院安排了，省文化局也安排了，(被安排的茶房)打扫卫生(总)行吧。还有一批，既没有劳动力，又没有文化，这帮人最难处理了。我就和领导讲讲，拿点钱让他们做点小买卖，守个小摊子，拉个地排车也行，总得有个收入生活。班底子问题也不少，像范季高、李凌云这些，一个也留不下来，都走了，想留他们也留不下来，他们技术水平高。能走的都走了，不走的没办法，留下的(要)文化没文化，(要)技术没技术。戏校里面、省吕剧团里面、文化局里，还有文联，到处都安排人。

那时候(节目)都审查，有好些不能演的。《四郎探母》、《斩经堂》都不让演。《锁麟囊》也不让演，叫阶级调和论，《四郎探母》是投降主义。因为国民党撤了以后，造了好多谣言，在老百姓特别是艺术界，对共产党了解不多。那个时候宣传爱国主义，要有阶级观点，宣传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这是一个过程。像谢大玉也好、杨立德也好，他们的山东大鼓、山东快书，当时很有进步思想，有积极意义。我很怀念这些老艺人。

后边加上几句话，因为年纪大，记忆力衰退，情节上面有出入，请广大读者谅解。记忆中的老人们，尚健在的，祝他们健康长寿，已故去的，表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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