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树基：昆仑山下最后的知青

我常常梦见那片茫茫的戈壁滩，远处巍峨连绵的昆仑山似乎离我很近又很远。黑风（沙尘暴）卷来时，阳光明媚的天空瞬间伸手不见五指。我戴着口罩围巾，缩在红柳枝条编作屋顶的土坯房里，听着那沙尘扑打着窗棂的嗞嗞啦啦声，风沙过后，屋里的土能积两三毫米厚。黑风过后要等半个小时，屋外的天色才一点一点变亮，由黑过渡到棕，再由棕过渡到黄，土黄色的沙尘天笼罩一两天才散去。

这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青海生产建设兵团驻扎过的格尔木地区，我在那里当了16年知青。 许树基在知青点时的照片 本人提供

一句话的疏漏，让我失去了升学的机会

1964年我初中毕业，级部六个班，我成绩排在前三名。当时全国掀起上山下乡运动，学校组织毕业生开会，宣传“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要求同学们表态，如果考试不过、不能升学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支边。

我当时想上中专，因为中专发生活费，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而下了农村家里还要补贴我。到我表态时，我跟老师说：如果考不上，我不下农村，我到工厂当学徒工，跟着工人学习也符合毛主席提的“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老师很生气，狠狠说了一句“像你这样的考不上”，转身就走了。我相信凭我的成绩完全可以考上中专，可成绩出来，我没有考上。当时我就怀疑不是分数没达到，而是政治原因。很久以后，有同学上学校“造反”，翻出了我的档案，我才知道档案上写着“该生思想反动，不宜录取”。

没考上中专，我不想下乡，就到街道办找工作，借辆地排车拉石子，拉青沙，还到黄河边推沙土加固大堤，到轻工化工厂挖井，什么苦活累活都拼命干，当时还抱有一丝幻想，希望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能改变街道办对我的看法，早日给我分配个正式工作。但我的幻想很快落空了，过了一年，街道办连活都不让我这个派出所重点监控的“反动分子”干了，我在家闲得难受，精神上特别疲惫。1965年9月，有通知说招知识青年到青海省支边，我就报名了，摆在我面前的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两度被打成“反革命”，饱尝生活的艰辛

1965年10月，我们500多名知青乘火车离开济南，几天后抵达西宁，后转到格尔木地区。火车上，我意外遇到了小学同学陈志中，他懂曲艺，会说相声、会山东快书，我就跟他学相声，内心的孤独苦闷略微得到缓解。到了一望无际的戈壁上，一个个青海生产建设兵团连队驻扎在沙柳包上。

最初我在8连放水班当班长，负责灌溉小麦，通往麦地的水渠有时开口子跑水，就得用土堵，遇到水流急一时堵不住，我就蹲坐下堵住口子，那些水全是雪山上流下来的雪水，凉得刺骨，我冻得腰腿生疼，一起来的战友赶紧往我背后堆土，直到土坝填好堵住水，我才站起来。后来因为我经常和陈志中说相声，在团里小有名气，机务连需要人活跃气氛，就把我调了过去，但我过去也没说相声，而是负责开拖拉机，给地里运水、运肥料、上草原拉煤，一开始开东方红75拖拉机，后来又开上铁牛轮式拖拉机，当时这是个人人羡慕的好活儿。

在兵团，我曾经两次被打成“反革命”，一次是陈志中因为参加红卫兵组织“八一八”被打成反革命，几个人冲进连队，拿根马绳把他一捆，塞进拖拉机里就开走了，我就在拖拉机后面追着跑，愤怒地大喊：你们凭什么抓人？因为这事，我也被打成了反革命，天天晚上在团部的小会议室里“交代问题”，但我也交代不出什么来，好在时间不长，一个月之后，陈志中被平反放了回来，我也摘了反革命的帽子。

后来兵团实行军事管制，团里出现“革命筹备小组”要夺权，我为了躲避开会，自己开着拖拉机到麦场上给小麦脱粒。他们派人找我，我说“抓革命，促生产，我在忙生产”，我宁愿干活，也不想搅和那些乱七八糟的斗争。尽管千方百计地躲清静，1969年底，还是有一场无妄之灾落到了我头上。

在“农机合一”，即机务连人机配属到农业连期间，我所属的1连指导员有一天突然把我喊到连部，阴沉着脸问我：你有什么问题，赶快交代。随后指导员就派人到我宿舍翻“证据”，他们没找到证据，就把我单独关在一间小房子里。一连好几个月，连里没人敢跟我说话。那时唯一的安慰，是我当时的恋人、后来的妻子（一位青岛知青）在其他连队给我写信，信里安慰我说：我相信你是好的，不管你今后会走到哪一步，我都跟着你。

苦尽甘来，终于回到朝思暮想的济南

1970年春天，我在地里干活，望着远处的昆仑山，怀着期望混乱过去、未来美好的愿望，想了一首诗：南岭雪未融，北园草又生。冷漠寒冬去，欣然迎春风。不久后，我的事情终于得到平反，全连开会证明了我的清白。原来是这样：我在机务连的一名战友被打成了“反革命”，他被折(得很惨，就胡乱编出一个“反革命组织”，说了几个人名，其中说我是“军师”，纲领、文件等都在我这里放着。我们连队接到消息就信以为真。

我们支边青海的知青返城，几乎是全国知青中最晚的，1981年我父亲退休，我才“顶调”回了济南。之前平时什么都好，就是不能提“想家”两个字，什么苦都吃过了，就是受不了每回探亲假结束，与亲人泪别时的那场面，爸爸只到车站送过我一次，就再也不敢送了。我的两个女儿，一个从出生起就放在青岛她姥姥家抚养，一个在我和妻子身边长到3岁，就被送到济南我父母家，我们夫妻2年才能见孩子一回。大女儿2岁多时，她姥姥让她叫“爸爸、妈妈”，女儿当着我们的面才喊，背地里想找我们其中一人时，就问“大姨呢？”，“叔叔呢？”。

每次回家探亲，我的心情就像杜甫诗里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那样阳光灿烂，乘车向着戈壁回返时，越走心情就越沉重。我回济南时，站在街头想：那么大的城市，多少万人在这里安居，这里明明是我的家乡，却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幸运的是，我们回来了。我们终究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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