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轿子无帷　修院无钱

康熙御赐“清爱堂”堂号嘉庆十九年修刘氏家谱刘墉像■政德镜鉴②

□本报记者王建

本报通讯员王有志王翔

蛙语蝉鸣的季节,馒头火烧的叫卖声在高密逄戈庄的街巷里回荡。

若不是有人指点,高密当地的老司机也差点与这座横卧在胶王路北侧的村庄擦肩而过。一阵急刹,腾起一团烟尘,刘墉的老家到了!

沿着刘墉纪念馆的指示牌,车子在村里东拐西拐,在一处再普通不过的民居门口停稳。“吱悠”一声,刘剑生老人推开大门,一代名相的宦海沉浮展现眼前。

海岱高门第,瀛州新翰林

刘剑生年过古稀,身子骨还很硬朗,只是稍稍耳背。2007年,旅居台湾的堂哥买下这处房产,辟为刘墉纪念馆,原本家住诸城的刘剑生与老伴搬到了隔壁,做起了纪念馆的义务管理员。

从逄戈庄刘墉纪念馆,到五里开外的白家庄刘墉墓,刘剑生已不知带人走了多少遍,其中有高官鸿儒,也有学生白丁,不论谁提出要求,老人总是痛快地答应。“大多数人说好,也有人说干这个不挣钱。宣传历史文化光看钱能行吗?”刘剑生边走边说。

“当官有清廉自持的,也有贪得无厌者,为什么刘墉能做个清官?”刘剑生用手括住耳朵,仔细倾听,“人的性质不一样,刘墉不受贿不贪污,是他的本质决定的。”他笑着回答。

在逄戈庄的街头,有人不同意刘剑生的观点,也想着刨根问底。一位精研刘氏家族文化的老者称,刘墉为官清正与家教和家风密不可分。

明弘治年间,一个男子带着母亲匆匆赶路。男子叫刘福,他和母亲从家乡安徽砀山大刘家庄一路向北,不知走了多少个日日夜夜,脸上满是饥疲之色。

走到潍河边的一个村子,刘福母子被姓逄的好心人收留。刘福每天放牛,母亲做些缝缝洗洗的活儿。刘福管东家叫逄哥,这就是逄戈庄村的来历,刘福便是逄戈庄刘氏的始祖。

刘福初到逄戈庄时,家境贫寒,人丁亦不兴旺。刘剑生从橱柜里小小心翼翼地拿出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修的《东武刘氏家谱》,其中关于刘氏前几辈人的记述,通常只有薄薄的一页纸。

至刘墉曾祖父刘必显的祖父刘思智一辈,刘氏家族迎来了转折。刘思智是邑庠生,层次不高,但却是刘家第一个读书人,“自此步入诗书继世之门”。刘墉纪念馆墙上的《高密逄戈庄刘氏家世简介》写到。

翻到刘墉曾祖父刘必显这辈,刘氏家谱渐渐厚实起来。刘必显是刘家第一个进士,官至员外郎。他为官正直清廉,在通州督理中南仓时,自种蔬菜以自给,常常几天不食肉。

刘必显辞官后,隐居五莲槎河山庄,怡情于山水之间,刘氏子弟大都在此苦读,成为家族兴旺的又一发祥地。逄戈庄村民说,刘必显有“为官清廉、积德行善、不做夸官、不立碑传、勤俭持家、丧事从简”的家训,在高密文联主席张家骥那里也听到了类似的说法,“从老一辈就不广置田产,光教儿孙好好读书,自食其力。”

刘必显有四个儿子,其中官做得最好的是二子刘果和三子刘棨。刘果康熙三年(1664年)考中进士,先后任太原府推官、河间知县、邢部江南司主事、江南提学道等职。刘墉的祖父刘棨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考中进士,官至四川布政使。

到了刘棨这一代,刘家继续兴旺。刘棨有十个儿子,七个考中举人,三个进士,加上孙辈,一门有五个进士,十九个举人。刘棨的第五子刘统勋成就最大,做到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死后谥“文正”,他的儿子刘墉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父子二人都是宰相,刘氏家族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据《高密逄戈庄刘氏家世简介》统计,嘉庆十九年修的《东武刘氏家谱》,入谱的男性共八百二十二人,其中,进士十一人,举人三十五人,荫生、监生一百零七人,贡生十二人,庠生二十九人,廪生四人,有功名的占到全族人口的近四分之一。

刘氏子弟为官普遍继承了刘必显“廉能”的特点。刘果在太原府推官任上时,有个富人为了打赢官司,送给刘果五百两黄金,“做黄鼠以进,峻却之”,当时太原府有民谣:“死黄鼠瞒不了活青天”。刘果将欧阳修的《泷冈阡表》书于墙上,“每判一囚,必读一遍”。刘果任河间知县时,治声达于朝廷,受到康熙皇帝的表彰。

刘棨任陕西宁羌知州时,赈济灾民,教百姓养蚕致富,宁羌百姓为感激刘棨的恩德,将他们织的布命名为“刘公绸”。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刘棨母亲去世,刘棨因为替百姓交税欠下债务,无法起行,不得已向四弟刘棐写信,请他代为变卖家产。刘棐把钱送到宁羌,刘棨才得以回家奔丧。百姓听说后,纷纷下泪,捐钱捐物,刘棨一概不受。刘棨后任天津道副使,有一次接驾,奏其兄刘果在河间知县任上受褒奖之事,请康熙皇帝赐书,康熙帝高兴地手书“清爱堂”三字,从此刘家便以“清爱堂”为堂号。

作为刘氏家族中最耀眼的政治明星,刘统勋正直敢言、善于治水、秉公执法,一生所任皆要职肥差,然而他清廉自持,从不损公肥私,清代王培荀所著《乡园忆旧录》记载:“朝珠无十两以上者,线断珠落不复拾。出差从二仆,所至闭后院,不使见一人,传呼即用州县供应。家人用马,不过六七匹；无过站礼,食物不索珍错,尝因事籍没家资,耕田四驴入官”。

刘墉的七叔刘维焯和八叔刘纯炜也均有政声。刘维焯任工部主事时,奉命送安南使臣回国。他回来时,有官员发现他口袋鼓鼓囊囊,以为他得此美差,必然受了不少馈赠。刘维焯看穿了众人的心思,等所有官员到齐,当众将口袋里的东西掏出,原来只是一斤肉桂。刘墉曾作一诗记述此事,其中有“但使远人酬白雪,不闻客囊有黄金”之句。

刘墉八岁跟七叔读书,十三岁随八叔授书,耳濡目染,遗传家族廉能的基因顺理成章。

乾隆十六年(1751年),刘墉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四年后,放为安徽学政。临行前,乾隆皇帝赐诗勉励,有“海岱高门第,瀛州新翰林”句。从此,刘墉开始在地方上施展拳脚。

江宁“刘青天”,湖南“父母官”

在地方任上,刘墉曾任安徽、江苏等省学政,主管学务,亦曾任封疆大吏,主政一方。其中浓墨重彩的,当属其主政江宁和湖南之时。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刘墉获授江宁知府。江宁官商云集,经济发达,治理起来颇为不易,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有许多疑难案件,刘墉微服私访,巧断悬案,人称“刘青天”,在民间留下了不少传说。

相传,江宁府下辖句容县公义村有个财主叫李文华,喜欢寻花问柳,他见佃户孙兴的妻子何月素长得漂亮,有意与其通奸。何氏不从,李文华心生一计,让孙兴到外地替他收账,再委托媒婆带着重礼威逼利诱。何氏假装同意,准备与李文华同归于尽,她事先写好书信,告诉丈夫孙兴自己为何而死。

到了约定之日,李文华突生廉耻,没有去孙兴家。当晚,同村的王剩去城里卖狗肉,喝醉了酒,回来时路过孙兴家,见屋里还亮着灯,便想:孙兴不在家,他媳妇长相好,东家李文华又好拈花惹草,莫非两人有奸情?

王剩想乘机敲诈李文华,便翻墙进入孙兴家捉奸。来到窗下,见何氏一人在屋,眉头紧蹙,王剩淫念大发,推门而入,欲行强暴。何氏将早已准备好的菜刀砍向王剩,王剩将刀夺下,何氏大喊,王剩怕事情败露,杀死了何氏,并残忍地把人头割了下来。出门时,王剩顺手将人头扔到了以前不肯借他粮食的粮店老板赵子玉家的后院。回家后,王剩妻子见他满身是血,一再追问,王剩只好讲述了杀人经过。

第二天,粮店伙计宗义到后院解手,看到何氏人头,急忙报告赵子玉。赵子玉大惊失色,怕有口难辩,惹来麻烦,让宗义去将人头埋掉。当宗义挖好坑准备埋人头时,恰巧被正在拾粪的王保儿撞见。宗义惊恐之下,将王保儿砸死,一块埋入坑中。

孙兴回家,看到妻子留下的信,知道了李文华相逼之事,认定妻子是李文华所杀,将他告到了县衙。

句容县令对李文华用刑,李文华屈打成招,但人头仍不知下落,无法结案,句容县令只好将情况报告给了刘墉。

刘墉觉得案子蹊跷,重审李文华,李文华大呼冤枉,把事情经过述说一遍,刘墉决定去微服私访,寻找破案线索。

刘墉扮成郎中来到公义村,村里的李傻子求他治病。刘墉便旁敲侧击地问起何氏被杀事件。起初,李傻子不肯说,后来念及刘墉给他治病的恩情,便将深夜去王剩家买狗肉,听到王剩跟妻子说如何杀人,告诉了刘墉。

刘墉回到衙门,将王剩和赵子玉拿来审问,王剩很快招供,赵子玉却不承认见过人头,用刑之后才说让伙计埋了。刘墉又将宗义拿来,在挖何氏人头时发现了王保儿的尸体,宗义承认了杀人事实。

一件悬案终于告破,刘墉宣判:王剩奸杀人命,嫁祸他人,处斩；赵子玉知情不报,以至宗义杀人,充军发配；宗义移尸杀人,处斩。

在江宁知府任上,刘墉颇受好评,姚永朴《旧闻随笔》称:“初为外吏,听断明审,人以比包龙图。”葛存虚《清代名人佚事》记载:“少时知江宁府,颇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之。”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刘墉由吏部右侍郎到湖南巡抚任。在湖南,刘墉整顿仓库,修筑城墙,取得了很大成绩。

当时,康乾盛世已至末期,吏治日益腐败,贪污受贿成风。刘墉大力整顿吏治,他亲自带头,力戒请客吃喝、结纳钻营之风,上下衙门间的应酬宴会“都系是用己资,各自采办,均无派累之事”。经过刘墉的治理,湖南“无攀援依倚结纳钻营等弊,亦无聚集燕会,耗财旷职之事”,司道府衙门“均无任用管门家人需索钱包,亦无款待属员收受押席银两等情”。

查办国泰案,初次斗和珅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刘墉由湖南巡抚转任左都御史,行使监察权。这一年,朝廷发生了一件大案。

四月初,御史钱沣上奏,弹劾山东巡抚国泰专横跋扈,借向皇帝上贡之名勒索钱财,所属州县亏空严重。

乾隆皇帝接到上奏后,立即派和珅、刘墉、诺穆亲并钱沣一道前往查办。

国泰,姓富察氏,满州镶白旗人,四川总督文绶之子,其侄女是乾隆皇帝的妃子,是牛哄哄的皇亲国戚、贵族子弟,二十多岁便任山东巡抚,成为封疆大吏。

据说,国泰是个戏曲发烧友,和珅等人到达济南时,他还在台上唱戏,闻知钦差驾到,赶紧卸妆迎接,拜见和珅、刘墉时,脸上还带着脂粉。

当时,和珅受宠,权倾朝野,国泰依附于其门下。和珅得知要查办国泰,提前派家人跟国泰打了招呼。在路上,和珅拖拖拉拉,故意为国泰争取时间,以筹措银两填补要检查的历城县亏空。到了济南,和珅仍暗中袒护国泰,到了银库,抽了十封,银两无缺,便回到公馆,妄图帮助国泰蒙混过关。

刘墉仔细检查后,发现该县库银与账上的数字相符,但银色多掺杂,即传讯知县郭德平。郭说,担心钦差盘查,就从本城钱铺刘玉昆处借了四千两白银弥补亏空。

刘墉又传讯刘玉昆,刘玉昆否认借银之事,刘墉把郭德平叫出来对质,郭支支吾吾。刘墉又问山东布政使于易简,于易简见难以遮掩,便坦白了国泰得知钦差核查历城等县亏空的消息,挪补款项以图掩饰的事实。

刘墉从山东按察使梁肯堂处得知,国泰勒索挪补银两均由原济南知府冯埏经办,便传审冯埏。冯埏抵赖不过,承认了此事。

铁证如山,国泰仍想抵赖。接受审问时,他又耍起了纨绔子弟的架子,竟辱骂钱沣:“汝何物,敢动我!”刘墉大怒:“御史奉诏治汝,竟敢詈钦使?”令人扇了国泰几个嘴巴,国泰才服了软。

刘墉等人将调查结果向乾隆皇帝汇报。七月八日,乾隆下令赐国泰、于易简自尽,其他人也得到了相应的惩处,国泰案尘埃落定。

有和珅掣肘,国泰案能水落石处,刘墉功不可没。关于刘墉如何力挽狂澜,还有许多其他说法,《潍坊古今人物》记载:“(刘墉)奉旨审理山东巡抚国泰结党营私、贪纵舞弊案。他至山东境内化装成道人,步行私访,查明事实。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泰邀功请赏,以荒报丰,开征时,凡无力完纳者,一律查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9名。及至济南,国泰已知贪赃案发正在凑集银两妄图掩饰罪行。他如实报奏朝廷,奉旨拿国泰回京,并开仓赈济百姓。时皇妃已为国泰说情,有御史从旁附和。他遂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泰罪行,据理力争,终使国泰伏法。”

国泰是和珅党羽,查办了国泰对和珅是不小的打击,在与和珅的首次较量中,刘墉旗开得胜。

滑稽伴君侧,据理争大宝

刘墉早年为官时“遇事敢为,无所顾忌”,及入中枢为相后,“声名顿减”,“以滑稽自容”,甚至有刘墉晚年改节之说。

刘墉进入中枢时,乾隆皇帝日渐昏聩,对和珅言听计从,任由其专权跋扈,曾经励精图治的一代名君风采全无,沉浸在“十全老人”的幻象中,帝国危机四伏却视而不见,听不进任何逆耳忠言。编修杭世俊上书说:“有司一意奉承,其流弊及于百姓”,结果乾隆雷霆震怒,给予重罚。

宦海沉浮,刘墉曾屡遭挫折,多次被贬,先后两次担任编修、侍郎、左都御史等职,三次任学政,差点被杀头。彼时乾隆尚英明神武,伴君已如伴虎,此时乾隆已经老糊涂,为官的环境更加险恶,滑稽伴君侧,明哲保身,亦在情理之中。

不过,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刘墉并不糊涂,而是据理力争。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采用秘密立储的制度,将立储秘旨放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选下皇十五子颙琰为皇位接班人,这便是后来的嘉庆帝。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公开宣布颙琰为皇太子,并决定第二年禅位改元。

乾隆虽然决定将皇位传给儿子,但要让出已执掌六十年的生杀大权,心里还是舍不得,他在谕旨中说:“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禀承,不致错失。”不难看出,乾隆根本不想退休,仍要把大权牢牢攥在手中。

嘉庆元年正月初一,禅位大典在紫禁城举行,一切看似按部就班,有序进行。可太上皇起驾回宫后,却出了岔子,因为嘉庆帝发现御案上的传国玉玺不见了。

玉玺是皇权的象征,没有玉玺嘉庆皇帝就有名无实。众人已经明白,乾隆离开时将玉玺一起带走了,其贪权恋位之心昭然若揭。在乾隆面前,嘉庆噤若寒蝉,“上皇喜则喜,笑则亦笑”,他不敢要回玉玺。群臣亦不敢得罪喜怒无常的太上皇,仪式一下子陷入了僵局。

尴尬时刻,刘墉挺身而出,往养心殿拜见太上皇,软磨硬泡,费了半天功夫,才将乾隆请回仪式现场,将大宝玉玺传给嘉庆,禅位大典才不至于无法收场。

原本可以名垂青史的禅位大典,让乾隆这么一弄成了闹剧,为了维护乾隆高大的形象,正史中自然不会留下蛛丝马迹,但没想到,却被观礼的朝鲜使臣不动声色地记录下来。参加大典的朝鲜使臣在次年给国王的报告中说:“去年传禅时,临当受贺,高皇帝不肯与大宝,则墉止贺曰:‘古今安有无大宝之太子?’遂即入奏高宗曰:‘陛下不能无系恋天位之心,则传禅可已。传禅而不与大宝,则天下闻之,谓陛下何如?’半日力争,卒得大宝而出,始行贺礼。”

参与除和珅,死后谥文清

刘墉查办国泰案,剪除了和珅的一个党羽,初露锋芒。但这样的小打小闹,老百姓觉得太不过瘾,在民间传说中,他们把刘墉、和珅塑造成清浊不两立的对头,刘墉每次都能将和珅玩弄于股掌之间,打得他落花流水。

传说,有一次刘墉请百官吃桃子,和珅也坐着大轿来赴宴。刘墉吩咐开宴,众侍女端了一盆盆仙桃放在桌上。刘墉说:“诸位大人,请吃桃。”和珅抓了最大的一个,咬了一口,太好吃了,就吃了一个又一个。

桃子快吃完了,刘墉又开腔了:“诸位大人可知此桃产于何地?这可是俺山东肥城的名产啊!”

和珅一听,说:“无怪这么美口,这肥城佛桃可是贡品啊!往年只得皇上赏几个尝鲜,今天可大饱口福啦!”

刘墉接着说:“此乃刘某恩师千里迢迢送来,他老人家年迈辍教,又无力耕种,家乡连年灾荒,无以生计。怎奈恩师教了我这个无能不孝的弟子,囊中羞涩,无力资助……”

这时,一位大臣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咱们既然吃了老先生的桃子,就吃一个捐十两银子,怎么样?”

众人都齐声同意,只有和珅不作声。他身边的一位大臣不管这些,立即拨拉着数起桃胡来,数完后大声说道:“和大人最多,六十有五。”

和珅一听,吃一顿桃子要六百五十两银子,一阵心疼,可见别人都按数目交了银子,他也只好乖乖地让仆人回家取钱。

与让和珅破点小财相比,和珅挨打的故事更大快人心。话说,有一次,乾隆给刘墉和和珅出了一道题,问“什么东?什么西?什么高?什么低?”和坤想不出来,怕第二天出丑,就去找刘墉请教。刘墉正在菜园里,随口说:“东瓜东,西瓜西,黄瓜高,茄子低。”第二天上朝,和珅抢着回答。乾隆一听,和珅竟把金銮宝殿比作菜园子,大怒,让卫士把和珅拉下去打了一顿。乾隆又问刘墉,刘墉答:“文东武西君高臣低。”结果龙颜大悦。事后,和珅找刘墉理论,嫌他耍了自己,刘墉说:“到哪山唱哪歌,到哪山砍哪柴,我在菜园里回答你那个问题,叫应情对景。”和珅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民间传说寄托着老百姓的爱憎,与历史事实相差很大。真实的和珅绝非故事中描述的那样愚蠢,而是聪明绝顶,擅长玩弄权术,又得乾隆宠幸,不可一世。刘墉能查办国泰,却奈何不了和珅,实际上能不依附于和珅,保持独立,已实属不易。

皇权转移之日,才是和珅迎来末日之时。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驾崩。第二天,嘉庆帝就撤销了和珅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的职务,迈出了清算和珅的第一步。

正月初八,嘉庆帝以把持军机处、任意封锁消息、扣压奏报的罪名,将和珅下狱治罪。

处理和珅案时,刘墉一直参与其中。在量刑时,他和嘉庆帝的老师朱珪进言,认为和珅虽罪大恶极,但其为先朝大臣,请从次律。嘉庆帝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正月十八日赐令和珅自尽,让他保留了全尸。

扳倒和珅后,刘墉又尽心竭力辅佐了嘉庆帝几年。嘉庆九年(1804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刘墉逝世,走完了他85岁的人生历程。

听到刘墉去世的消息,嘉庆帝“深为轸惜”,他想起了当年随乾隆到刘墉家时见到的马房,“何其逼仄”,又想起了刘墉的轿子,“破极矣”,还记起曾叮嘱刘墉:“老年人不可受风寒,轿子无帷,万不可者。”

在奢靡之风肆虐的官场,刘墉一如既往过着俭朴的生活。他自己“鄙衣恶服”,家人略有奢侈就十分生气。他曾想修一下院子,却因拿不出一千二三百两银子而感“力不足也”,只能“暂缓之”。

嘉庆十年(1805年)春,刘墉归葬于白家庄刘统勋墓旁。如今的刘墉纪念馆,就是当年刘氏旧宅所在的位置,“刘氏老宅也就有现在房子的五六倍大,当时只能算个中等人家,两世宰相,就这么一个破地方。”张家骥说。

据刘剑生介绍,刘墉墓原来是砖砌的,周围有99棵杏树。1958年大炼钢铁,刘墉墓被扒开,砖块砌了炼钢炉,棺材劈了烧火,“当时刘墉尸骨尚存,目测有一米九以上,不是传说中的罗锅。”张家骥说,除了御赐物品和文房四宝外,墓里没有找到其他任何东西,算是刘墉为官清廉的又一个注角。当年的杏树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茂密的杨树林。树林中一座白墙围成的院子若隐若现,便是修复后的刘墉墓所在之地。

刘墉死后谥号为“文清”,清代浙江钱塘人吴振棫所著《养吉斋丛录》解释说:“避远不义为清,洁己奉法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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