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金石馆”里藏国宝“中国汉碑半济宁”，珍贵汉碑见证汉字发展史

济宁市博物馆汉碑室内，汉碑排列整齐。本版照片均由记者钱欢青 摄被康有为誉为“天下名碑”的景君碑□本报记者 钱欢青 发自济宁

俗话说“汉碑三字为宝”。就历史考古和书法研究而言，年代愈久远的碑刻，就愈有价值。那些屈指可数的、历经两千多年天灾人祸保留至今的汉代碑刻，弥足珍贵，它为后人研究历史、书法、雕刻等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汉碑如此珍贵，存世却极少。根据济宁市博物馆原馆长朱承山掌握的数据，全国汉碑的总量是68块，济宁市就有39块，其中曲阜26块，邹城2块，另外11块，则都在济宁市博物馆，所谓“中国汉碑半济宁”，这个说法一点儿也不过分。它们也成为我国古代石刻艺术中的瑰宝。

济宁为何会有如此多的汉碑？这些汉碑的历史价值和书法价值究竟何在？其发现和流传过程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近日，记者奔赴济宁市博物馆，意在一一揭开这些谜团。

好心建室护汉碑，反被告状

在济宁市博物馆院内东侧，有一座并不起眼的房子，和不远处的铁塔寺、声远楼遥相呼应。

房子虽不起眼，名气却很大，它叫汉碑室，又被称为“小金石馆”。房子里，放着11块珍贵汉碑，几乎块块都是国宝级文物。而这房子本身，也早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朱承山告诉记者，汉碑室的建设本身，也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济宁汉碑的收集过程十分漫长，到清代时，一部分汉碑存放在济宁文庙的明伦堂里，1929年，文庙很多建筑倒塌，明伦堂也没有幸免。汉碑风吹日晒，而且不断有人从碑上拓拓片，给汉碑带来损害。当时济宁的教育局局长王大恕看到这番情景，非常痛心，于是带头捐款，并且发动教育局的职员捐款，在教育局门前修建了五间屋子，把那些汉碑移入其中进行保护。汉碑室于是“诞生”。

按理说，王大恕这是办了一件保护文物的大好事，但结果却出人意料：汉碑室建成后，济宁本地的几个文人给省教育厅写信告状，说王大恕修汉碑室是为了将公家的文物据为己有。省里接到告状信后十分重视，立即派出调查组奔赴济宁调查。调查的结果是：王大恕建汉碑室不是要将文物据为己有。最后，省里对王大恕既未表彰，也未批评，事情就此了结。但长远来看，王大恕此举显然泽披后世———84年之后的今天，汉碑室依然矗立，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如此多的国之珍宝。倘若当初他不建此室，任由汉碑风吹日晒，这些“国之珍宝”的结局，还真不好说。

黄易与济宁汉碑的不解之缘

走进汉碑室，一排汉碑矗立眼前，汉碑之后的墙壁上，还镶嵌着一些汉画像石。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

这些碑刻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剥蚀，碑面虽然有些斑驳，但透过斑驳的文字，内容依稀可辨。每一块汉碑，仿佛都在默默诉说自己的故事。为什么在汉代，这里会出现这么多的碑刻呢？朱承山表示，济宁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孔子重礼教的观念在济宁影响深远，自古就有树碑立传的传统。而汉代长时间的安定和平，也带来当地经济繁荣，为汉碑的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同时，文化的发展，也为济宁汉碑的发展和繁荣带来了客观条件。

其实，早在宋朝，人们已经开始注意收集汉碑了，欧阳修就曾在济宁收集过汉碑。如今汉碑室中的不少汉碑，之所以能集中一处保存至今，和一个名叫黄易的清代学者密不可分。

黄易，清代书法家、金石家，生于清乾隆九年(1744年)，逝于嘉庆七年(1802年)。黄易本是浙江钱塘人，幼承家学，工书画，精篆刻，与丁敬齐名，世称“丁黄”，为西泠八家之一。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黄易任济宁运河同知，下车伊始，即应任城书院山长盛百二之请，以汉隶书写《朱子家训》。盛百二请工匠刻石，立于书院。碑文刻成，文人墨客接踵前往观赏，不少人还拓印成帖，以作临池范本。这年五月，内阁学士翁方纲来到济宁，黄易与济宁知州刘永铨一起陪同翁方纲赴学宫观览汉碑。随后将久埋地下的东汉中平三年(186年)尉氏令《郑季宣碑》掘出，得以审查考证。这块《郑季宣碑》，就立在如今的汉碑室内。

黄易在济宁做官时，对金石碑刻的考察和收集达到了极致，他不辞劳苦，走遍了济宁的山山水水，嘉祥武翟山、随家庄和邹城两城(今属微山)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身影。每遇所得，即使断石残字，亦亲手摹拓，妥善珍藏，“收金石碑刻至三千余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六月，黄易发起了捐资发掘和重修武梁祠的倡议，并列出了详尽的保护计划。历经年余，沉睡地下千年的武梁祠汉画像石终见天日，并得到妥善保护。其中，一部分重要的刻石被运到济宁的学宫和衙庙，大部分则在嘉祥就地建室保存。黄易此举，使得百余年后，费慰梅等学者得以见到这批汉画像石，并对国际美术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如今依然矗立在汉碑室中的武荣碑，就是黄易在发掘和重修武梁祠时运到济宁的。

开山炸石发现珍贵刻石

如果说黄易收集汉碑属有意识的文人行为，那么有的石刻被发现则纯熟偶然。其中，现存于汉碑室的“禳盗刻石”，便是偶然“现身”。

朱承山介绍，1982年，济宁市金乡县的老百姓在开山炸石时偶然发现了带字的刻石，可惜的是刻石被炸为数块。刻石虽然只有一百多字，却极为珍贵，经专家考证，该刻石年代为西汉中早期，是我国现存西汉刻石中文字最多的一块，已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根据专家推测，该刻石应该是山坡某古墓的压槛石，所刻文字包括“诸敢发我丘者，令绝毋户后。疾设不详者，使绝毋户后”等内容。意思大致是：凡是敢盗发我坟墓的人，叫他断子绝孙；即使不是有意破坏者也一样，请不要出卖我告诉别人。该文以墓主人的口气，严厉咒骂盗墓者。可见墓主人在生前就修书已毕，恐惧后人盗墓，颇费心机地口授咒骂盗墓者之语，令民间刻工刻在墓口压槛石上。依据这些内容，这一刻石在出土后被命名为“禳盗刻石”。“禳盗刻石”在书法史上的价值也非常大，其书体具有古隶的特点，不少字带有浓厚的篆意，相同的部首偏旁时有变化，是由篆向隶书过渡的字体。凿刻技法单刀直取，线条纤厚，极少修饰，质朴无华，为研究西汉文化、民俗、书法碑刻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真切感受中国汉字发展的全貌

汉碑，顾名思义，乃刻于汉代之碑。那么，这些汉碑究竟刻了些什么内容呢？又有哪些书法艺术和历史研究的价值呢？

以武荣碑为例，所刻274字，记载的便是武荣一生的经历。武荣碑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所刻文字所占面积不过全碑的三分之一，碑的原始特征较为突出，是考证汉碑早期形制的珍贵史料。

另一块“景君碑”，是众多汉碑中最典型、最完整的代表。“景君碑”的全称是“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碑文为隶书，共561字。该碑立于东汉汉安二年(143年)。景君名遽，是汉功臣景丹的第五代孙，济宁人，曾任河北大名县司农，益州太守，北海相。汉安二年秋病逝。碑文是对景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歌功颂德。“景君碑”形制比较完整的，有碑额、碑座、碑穿。其文字字形稍长，结体宽博，笔画平直方劲，与汉隶方扁的特征不相吻合，有凌厉奔腾之势，该碑的书法结构淳古、风神飘逸，属于隶书中的佳品。它是隶书接近成熟的杰出作品，它有些向下垂的竖画，保留了一些小篆的特征，同时又开启了楷书悬针和垂露的先河。对于人们研究书法艺术、研究汉字的演变规律，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景君碑的书法价值：清代康有为评价它为“古气磅礴，书法劲健古雅，瘦硬挺美，为天下名碑”。

汉字的成熟离不开汉隶的形成这—重要阶段。正是因为有了汉代时“隶变”、“八分”，才使得汉字由初时篆体的圆转笔势发展为折笔方块字的隶书，由圆入方、由繁入简，为楷书的出现和流行奠定了基础。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包括济宁汉碑在内的这些实物佐证，今人便无法真切地感受和把握中国汉字发展的全貌，作为语言文化载体的汉字将会出现一个认知断层。汉碑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这也使得济宁汉碑室成为众多书法家的“朝圣”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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