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少小离家,南征北战,四海漂泊,但对家庭格外珍惜,对亲人也总是牵挂于心,有着深沉的爱。70年代在江西“接受再教育”时,为了邓朴方的治疗康复,他曾4次给中办主任汪东兴写信求助。他在1992年初到珠海视察时,出人意料地谈起了对家庭的认识:“家庭是个好东西……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
邓小平一生结过三次婚。第一任妻子张锡媛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结识的。邓小平喜欢一个叫张锡媛的女孩子,但是跟很多纠缠着女同学不放的同学不同,邓小平举止适度,仍以学业和党的工作为重。直到他回国后,两人又在武汉的一次会议上相遇,才有了一段短暂的恋情并结了婚。
1930年初,邓小平再次回到上海汇报工作,期间去上海一家医院探望了临产的妻子,这是他们最后的几次相聚之一。医院的条件很差,她在生产时染上了产褥热,几天后便去世了,没过多久新生儿也夭折了。据说妻儿的死亡让邓小平深感悲痛,但他立刻回到红七军继续工作。在这惨痛的一年间,后来又回到上海等待重新安排工作的邓小平,与沪上一位既聪明又有自由思想的女革命家阿金(金维映)产生了感情。两人于1931年7月在从上海赴苏区之前结婚,在一起生活前后不到两年。1933年邓小平受“邓、毛、谢、古”事件影响,受到王明打击批判,金离邓而去。
邓小平在1939年第二次回到延安,并在那里与卓琳结婚。卓琳是延安聪明伶俐的革命三姐妹之一,她们是以制作云南火腿闻名的一位富商──他死于后来的土改──的女儿。在卓琳那个年龄的人中,能考入大学的百里挑一,受过教育的女性更是凤毛麟角,卓琳更是被竞争激烈的北京大学录取,在物理系就读。邓小平和比他小12岁的卓琳的简朴婚礼是在毛泽东窑洞前举行的,到场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和其他几个人。
1950年,他就把比他只大5岁的继母夏伯根从老家广安接到重庆,然后到北京同住。1969年10月22日,邓小平与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一起,离开了他们居住了10多年的中南海。
邓朴方是孩子中与父亲最亲近的一个。当他在1971年6月终于获准来到江西父母身边时,由于他自己不能走动,他需要躺在硬板床上。邓小平在邓榕、卓琳和夏伯根的帮助下,负责每天为邓朴方翻身。邓小平还帮他洗澡按摩。
邓小平一家人在“文革”以前就和睦融洽,受迫害后孩子们更是同舟共济尤甚于以往,他们坚信父亲的清白,从未有过动摇,坚信一家人要相濡以沫,共度时艰。他们之间忠心耿耿,相互关爱,总是以家庭为重。邓小平从未置任何子女于不顾,他们也没有一个人与邓小平断绝关系。对给他家做事的人──司机、厨师、勤务兵和他的秘书王瑞林,他也保持着亲密的友情。王瑞林除了1966年至1972年与邓小平分开的那段日子外,一直担任邓小平的秘书,从1952年他20岁起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邓小平视其为邓家的一员而更甚于一名同志。“文革”之后,甚至在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他的5个子女及其配偶和孩子仍然同住一院。最多时是一个拥有18人的大家庭。邓小平主张“大集中,小民主”,大集中,就是全家最好在一起吃饭,但也不强加于人。对家庭成员个人爱好绝不干涉,即所谓“小民主”。夏伯根在邓家精心照料下活了101岁,于2001年去世。
1974年,作为代表团团长参加联大会议时,邓小平只领到了十来块美元供旅途之用,他的秘书王瑞林在沃尔沃思连锁酒店替他为孙子买了几个39美分的玩具。唐明照(唐闻生的父亲,曾是纽约一家左派中文报纸的主编)用自己的钱为邓小平买了一个既会哭又会吃奶撒尿的玩具娃娃。他把这个玩具带回家后,它一时成了家人的最爱。
邓小平喜欢喝红酒咖啡,吃奶酪面包。这是他早年赴法留学时养成的爱好。邓小平的作息很有规律。他8点用早餐,9点到办公室。妻子卓琳和秘书王瑞林为他准备好要阅读的材料,文件在上午10点送达他的办公室,他当天就会批复。他不在办公室留下片纸,那里总是干净整洁。邓小平圈阅或批示文件就是他领导全党工作的方式。
在最寒冷的一、二月份,邓小平一般会去比较温暖的地方住上几周。
只要不是会见大人物,邓小平通常在家里和家人一起用餐,晚饭后他一般会放松下来,和孩子们一起看看电视。他关注新闻,对体育也有兴趣,每周会有一两次请人来他家打桥牌。但是他与牌友、甚至与家人都不怎么闲聊。邓小平有“不爱说话”的名声,即便是在家里。邓小平晚年时尤其注意保存体力,而会见外人时,人们则看到他机警、活泼,甚至热烈。
(作者系济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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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力客观地对待邓小平的言行,也没有掩饰我对邓小平的钦佩。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世界的发展有过更大的影响。———《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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