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甘肃两直臣

□韩春平

在《清史稿》中，两位很有影响的清末甘肃人物被载入同一卷列传，一位是有“戆直”之称的吴可读，一位是有“陇上铁汉”之誉的安维峻。两人仕宦多年，为政风格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颇为一致，这就是他们都曾一度出任过御史——负责监察纠劾的言官，而且在职期间无不以迥出凡辈的刚直举动闻名朝野，其中安维峻的名声尤为显著。

吴可读（1812年-1879年），字柳堂，号冶樵，甘肃皋兰（今属兰州市）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历任伏羌（今甘肃甘谷）训导、刑部主事、吏部郎中、河南道监察御史等职，曾两次主讲兰山书院，著有《携雪堂诗文集》。安维峻（1854年-1925年），字晓峰，号盘阿道人，甘肃秦安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初任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后转任福建道监察御史，著有《四书讲义》、《望云山房诗文集》、《谏垣存稿》等。值得留意的是，吴可读与安维峻彼此还有师生之谊，当年吴可读主讲兰山书院之时，年少的安维峻曾慕名前往书院求学。

在吴可读出任御史期间，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因一度在甘肃恶迹昭著，“诬民为逆，围剿良民村庄，冤杀二百余人，反报胜仗”，被左宗棠纠劾，吴可读也随即上书，控诉成禄之罪有可斩者十，有不可缓者五。成禄被拿问后，依律应斩，但又被廷臣奏请改为监候而缓期。吴氏知悉此事后非常愤慨，于是再次上书直陈：“请斩成禄以谢甘民，再斩臣以谢成禄”。吴氏此举义正辞严，但他也因“语过戆直”而被诃责，并被降职三级。“戆直”一词折射出人们爱其直而惜其憨，惜其憨又爱其直的矛盾态度，其实也正是对吴氏独特秉性的恰当表述。

吴可读另一次比戆直更甚的举动，是他为了皇帝继嗣一事而进行的尸谏。清室穆宗同治皇帝驾崩之后，于光绪五年（1879年）迁葬惠陵，当时吴可读也请求赴陵襄赞礼仪。返程途中，吴可读在蓟州自尽，遗疏请求为穆宗立嗣。原来在同治帝驾崩之际，因无子嗣继位，当时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紧急召集重臣商讨对策。据两宫懿旨：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即后来的德宗光绪帝上继文宗咸丰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待嗣皇帝生有皇子，又将承继生前无子的穆宗为嗣。几年以后，吴可读担心夜长梦多，原定继统可能出现变故，于是毅然以死进谏，旨在提醒两宫皇太后再降谕旨，切实践行当年的旨意。

清廷对吴可读的尸谏之举高度重视，不仅下诏悯其忠心，优予恤典，而且将吴可读所谏之事交由群臣议处，“遂定以继德宗之统为穆宗之子，无异论”，随后两宫传旨，“以可读原疏及会议折，徐桐、宝廷、张之洞等折，并前后谕旨均录存毓庆宫”。虽然后来历史的轨迹出乎众人预料，但至少吴可读的遗愿在初期被尊重和采纳。吴可读临终前还曾为其子吴之桓留下遗书，声言出蓟州一步即非死所，充分展现了他的忠荩之心。后来吴之桓遵从遗志，将其父葬于蓟州，京城之中也有人前往吴可读生前居住的城南旧宅进行祭奠。

安维峻为政的直声，主要是在出任福建道监察御史期间才大为世人闻知。光绪十九年（1893年），安维峻被授以福建道监察御史。安氏出任这一职务的时间并不算长，前后才只有一年两个月，然而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的作为却堪称空前，结果自然也不同凡响。在此期间，安维峻接连上疏六十余次，纠劾了一大批达官贵人，从皇亲国戚、朝廷重臣，到封疆大吏、学政、道员等总计达四十余人，其中亲王二人，军机大臣五人，总督四人。如此震撼的作为当时几乎无人能及，其中最引入注目的是安维峻果断上奏《请诛李鸿章疏》一事。

光绪二十年腊月，中日战争虽未最后结束，但中国已经败像频现，究其原因，主要缘于清政府的腐败软弱，又突出体现于李鸿章的避战求和。安维峻蒿目时艰，忧心如焚，面对艰危的时局和不可一世的权臣，他毅然向光绪帝上书直陈：“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固不欲战，有言战者，动遭呵斥。淮军将领望风希旨，未见贼先退避，偶见贼即惊溃。我不能激励将士，决计一战，乃俯首听命于贼。然则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李鸿章事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唯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其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贼人有不破灭者，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奏疏不仅直接指斥李鸿章，而且委婉指责了其后台慈禧太后，发时人所不敢发，正气凛然，发聋振聩。迫于形势，对时事心知肚明的光绪帝最终以疏中牵涉慈禧而将安维峻革职。

安维峻虽因本次进谏被朝廷定罪，旋即被贬至张家口戍所效力，但他也因奋不顾身，仗义直谏而名声大彰。史称安维峻“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抵戍所，都统以下皆敬以客礼，聘主讲抡才书院”。也正是由于此次进谏风波，安维峻被誉为“陇上铁汉”。在张家口效力多年以后，安维峻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终于获释，随即归还故里；三十四年（1908年），他又被清廷起用，被授以内阁侍读之职，并充任京师大学（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宣统三年（1911年），他再次辞归故里；此后“退隐柏崖，杜门著书，隐然以名教纲常为己任”。

在今天看来，吴可读与安维峻作为旧时代的官吏，其出处进退似乎只是典型地代表了当时多数士子的态度：终身效忠于一个没落的王朝或时代，吴可读甚至还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其实他完全可以不必如此，安维峻入民国后也已无法与时俱进，而是以清朝遗老自居，维护过时的纲常名教；两人也似乎都不曾浸染近代知识分子已经逐步接受的外来新思想，否则其结局很可能会有不同的取向。当然对待历史人物不能求全责备，两人的事迹其实有不少可以标榜后世，特别是他们抗言进谏的大勇举动，无不辉映出其非凡的正直秉性，那种忠于所事，不畏强御，忘身而为的精神，百年之后仍凛凛有生气，值得后人敬仰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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