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记者来乐探寻抗战足迹

战时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的创建人王联春(右二)接受记者采访5月11日，2015海峡两岸记者“重走四川抗战大后方”联合采访活动启动仪式暨座谈会在成都大邑县建川博物馆举行；5月12日—13日，海峡两岸记者走进乐山，在为期两天的采访中，探寻乐山抗战历史足迹。

四川作为抗战的大后方，70年前，350万川人出川抗战。如今，海峡两岸记者重走四川抗战大后方，沿着先烈足迹，探寻四川多个抗战历史遗址。位于川西南的乐山，在抗日战争时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乐山在抗战大后方积极“出人”、“出力”，写下悲壮而光辉的一页！

■本报记者  曹江帆  文/图

血肉筑成乐西公路

5月12日，“重走四川抗战大后方”联合采访活动开启了在乐采访行程。当天，两岸记者主要采访拍摄了乐西公路岩窝沟至蓑衣岭段、五洞桥、峨眉河桥，深刻感受到了这条抗战交通生命线背后的感人故事。

《乐西公路》编辑部罗明刚介绍，蓑衣岭是乐西公路工程的艰难施工地段，由4个分段承担施工。当年，2万多民工来自四川15个县，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从丘陵、平原地区过来的，来到海拔2800米的地方，本身就很不适应，而且又是冬季赶工，再加上后勤补给不济，筑路伤亡严重，是全路死亡最多的一段，曾发生一夜冻饿病死200多人的事。

95岁的峨眉山市大为镇双桥村村民王国升参与了乐西公路大为五洞桥的修建和往蓑衣岭运粮。当年不到20岁的他是家中独子，修建五洞桥时他是桥梁拱架的木材改料工。后来，他又被村里派去运工粮，从青龙场到蓑衣岭的大天池，运一趟要走3天，十分艰难。被问起70多年前的筑桥往事，老人还记忆犹新。

记者在市交委“乐西公路陈列室”看到，自1939年5月的路勘至1941年底，长达525公里的乐西公路全线正式竣工通车，共三期征集了川康地区彝汉等各族筑路民工20万余人。就在乐西公路这条路上，抗战民工昼夜施工，有人坠崖身亡，有人冻、饿、病而亡，有人不幸被炸死……全路死亡逾4000人，平均每公里死亡8人，堪为世界建筑史、中国筑路史上筑路死亡率最高公路之一。为了纪念筑路死难民工，乐西公路工程处于蓑衣岭立“蓝缕开疆”纪念碑和蓑衣岭纪念碑。《台湾导报》董事长特助陈子发在参观后说：“到海拔2800米的地方开凿公路的情形，让人非常感动，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史上做了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是非常壮丽的一页。”

八年护宝无一遗失

在市中区安谷镇泊滩村有个“战时故宫陈列馆”。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史料馆，却记载着中华儿女保护国家宝藏万里搬迁至此藏身8年的传奇。

5月13日，安谷镇泊滩村的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馆大门上，“功侔鲁壁”四个烫金大字吸引着参加2015海峡两岸记者“重走四川抗战大后方”联合采访活动的记者目光。这是抗战胜利后，为旌表乐山各宗祠寺庙保护国宝作出的贡献，原国民政府颁发的“功侔鲁壁”牌匾，以示褒奖。

在抗日战争时期，故宫博物院文物为了免遭日本侵华战争的破坏和掠夺，从1933年2月5日深夜起，万里颠沛，历尽艰辛，几经周折，先后分南、中、北三线向西南大后方转移。其中，数量最多的9331箱文物在1939年南迁乐山，存放在安谷乡（今安谷镇）古佛寺、“朱、潘、刘”三氏宗祠等七座祠宇，使这批文物安全无恙、无一毁损、无一遗失地度过了8年战争岁月。如今由当地76岁的王联春老人自掏腰包修建的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馆，所在之处正是藏匿点中的一座祠堂。

王联春指着一张泛黄票据向来自海峡两岸的记者介绍，“当时故宫博物院的人选中了6座宗祠作为存放点，大家把老祖先的牌位搬出来腾出庙堂，换回的是一张当年政府的借据。”而另一张民众在河岸上搬运文物的老照片，也让在场的记者们十分触动。王联春说，运载文物的船从宜宾过来时在江边搁浅，是乐山的民工把文物一箱箱从大船中搬到小船上，再扛到岸上。“当时，有一个连守护文物，但人手根本不够，是我们乐山的袍哥和普通老百姓主动在文物存放点的最外围巡逻，避免可疑人物靠近。”

王联春说，由于古寺和祠堂周围覆盖了参天大树，又远离乐山城区，日机在1939年轰炸乐山时，半城尽毁，而在郊外的文物却最终幸免于难。8年之后，文物准备重新启程从重庆运往南京，清点时无一丢失和破损。“非常感动，因为这是一条艰辛漫长的路，乐山人为护国宝作出了巨大贡献。”听了王联春讲述的故事后，记者们感触特别深，也让他们对乐山在抗战大后方的贡献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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