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断新塘沽 永利化工抗战入川记（二）

永利化工抗战入川记（二） 新塘沽

永利西迁途中。

嵌刻在岷江边石壁上的“新塘沽”三个大字。

□龚静染 文/图

过去，五通桥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嘉定下来一条江，抬头望见西坝场；

双旋坝船儿直箭放，道士观漩窝像箩筐……

1908年5月，英国植物学家亨利·威尔逊为收集植物标本就来到了五通桥这叫“道士观漩窝像箩筐”的地方，他在来到这里之前，就听说这里有很多神奇的传说，道士观下的江底藏有无数的金银财宝。

“道士观”是岷江上的一座庙观，“舟临道士观，群山一壁峙”（清·余光祖《由嘉州泛舟过道士观漫作诗》）。道士观下的景观很奇特，仿佛是一只龙头长长地伸到了岷江里，所以当地人称这一地带叫老龙坝。由于突然飞出的这一块洲坝，河距变得局促，河面变窄形成瓶颈，在水流加速之后，也就有了“道士观漩窝像箩筐”的景象，所以“道士观”历来视为险恶之地，“夏秋水盛极险”，过往船只到此都会提心吊胆，有不少人葬身浪底，翻船之中自然遗落了不少金银财宝。

壹

身先士卒 李烛尘的足智多谋

1938年底，老龙坝这个偏僻、险峻的土地上突然出现了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凿石挖土，建房筑屋。是的，天津的永利化工已经正式搬到了老龙坝，称为“永利川厂”，永利大部分剩下的家当悉数西迁到了川南岷江边这个过去不为人知的地方。

1939年3月，永利创始人范旭东亲笔写下“新塘沽”三字刻在老龙坝的一块石壁上。他们对这个新塘沽寄的希望很大，永利要重建中国化学工业的基础，将之视作神圣而伟大的川中复兴事业。“国难突发，公司匆促西迁，只为不甘心为暴力所劫持，且承朝野热心同志之维护，始得在川重整旗鼓，其志至壮，其情堪悯！”

但他们为什么要选道士观这个地方呢？在1939年7月的《海王》期刊上，范旭东在《我们初到华西》一文中讲出其中的原因：

“到初秋选定了犍为、叙府、泸州三处做最后的比较。因为食盐是我们必需原料之一，产地是有限制的，运往别处应用，在中国现行盐制下，也有许多不方便。犍为一带是产盐区，此外的条件也不比其余两处差很多，因此决定在犍为县属之道士观地方，圈购厂址，在这里奠定华西的化工中心。二十八年三月一日，公司特废去道士观旧名，改称新塘沽，纪念中国基本化工的摇篮地。新塘沽在岷江东岸，附近食盐、烟煤、磺铁、灰石、耐火土料等等，都有出产。据地质学家调查，甚至煤气、石油，尽有发现的可能，堪称齐备。产量现在还不能确定，要再勘测，但比在别处，多少已有把握。这一带江水深湛，地势宽敞，上距嘉定二十余公里，下至叙府二百余公里，直达长江……利用岷江，可与成渝、叙昆两路直接联系，将来货品转运西南西北各省，亦甚便利，与我们选择厂址之原则，极相符合。”

厂址定下来后，负责内迁的是李烛尘，他是永利企业的创始人之一，足智多谋，如果说范旭东是刘备，他就是诸葛亮。李烛尘早年同范旭东一起创业，造出了中国的第一公斤纯碱，并在与英国卜内门公司的竞争中显出了很高的智慧，打破了外国人的垄断，把永利推到了国际舞台上。当然，这时的李烛尘也没有落伍，他从前期的调查选址、到协调地方关系等都身先士卒，后来留守天津亲自坐镇指挥千名技术人员和员工西迁的也是他，在李烛尘的精心策划下，将很多设备和物资顺利运到了四川，保住了永利不少重要的家当。

贰

举步维艰 借款二千万元运转

在厂址购地过程中，本来是比较顺利的，永利当时想的是尽快建厂投入生产，但因为老龙坝地面上涉及到道士观庙产，与所在地金粟乡发生了民事纠纷，“田产虽已购成，然庙产尚悬，催促敝厂早日解决”（1939年永利川厂致金粟乡救济院信函）。后来经过多方斡旋，1939年12月14日，时任经济部部长翁文灏亲自下文，责成地方办好这件事：“除呈请行政院令四川省政府转饬犍为县政府晓喻刘侣皋等，对于变卖庙产，勿再别生争议外。”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县府以四产半属学产，核加正价七千一百零二元七角六分，呈报省府核准，奉令通知敝厂备价办理手续。”

当时任永利川厂厂长的是傅冰芝（1886-1948），他是江西南昌人，人称“东圣”（黄海化学研究社社长孙学悟被称为“西圣”，两人均为永利企业集团的核心人物）。傅冰芝早年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后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美国正在制造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他通过竞争入选为设计工程师，成为航空母舰设计绘图人员之一。但当时他把不菲的酬金寄给了正在筹办永利碱厂的范旭东，两人的情谊由此可见一斑。永利川厂一开建，重任就落在了傅冰芝的肩上，当时他已年满五十，身体多病，但他一到五通桥迅速就在当地招收了五千个民工开山辟岭、修路筑屋，拉开了“新塘沽”的建设序幕。

对于工程的建设，范旭东有清醒的认识，他不想把这里作为临时的落脚点，而是要有长远眼光来建设一个具有一流水准的工业基地，所以“切望华西这个新天地的设施，至少不比世界水平线太低，并且立志要发挥各自的效能，以补环境的不利将来这个工业才能不被淘汰……因此，抱定宗旨，宁肯不做，做就做好，做就做成，一定不惜代价，办求上进。”但有这样的想法，做起来却是非常困难的，在一块荒地上要找到办企业需要的生产元素，必须样样都得靠自己解决。比如没有煤，他们就自己办煤矿；没有卤水，他们就自己打盐井；没有电，他们就自己发电，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头做起，其艰辛不言而喻。

办厂之初，举步维艰，而最大的困难是资金。当时的永利在天津的企业工厂全部被破坏和占据，资产损失不下两千万元，在1939年11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永利提交了一个募集资金的提案，总经理范旭东连同28位社会各界名流倡议政府借款二千万，完成永利川中复兴事业。他们在提案中说道：“永利虽为商办，其为国兴业之精神与过去之成绩夙为同胞所共鉴，复兴该公司事业之重任似应由国人分负之。”

这次大会通过了永利的提案，并交送国防最高委员会讨论，很快就得到两点决议：“（一）此项基本化学工业在战时于战后皆属急切需要，其选择之地点犍为亦颇适宜，应赶速办理。（二）交行政院转财政、经济两部向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业银行及其他银行分头接洽，请其投资，由政府予以保证。”（《永利企业档案》）就这样，永利公司在各方的支持下，拿到了二千万的银行贷款，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资金。但政府给永利大笔的钱也出于战争的迫切需要，所以在决议条款中明确“公司制品应尽先供给军工，军用之外，应充分供给农业。”同时，条款中也规定“公司为购置工厂设备需要外汇约美金二百五十万金元，由政府代向国外接洽赊购，包括在借款总数二千万元以内。”

叁

川厂建成 新兴基地蔚为壮观

有了资金的保障，永利的形势再度呈现出积极的局面，总经理范旭东在1939年9月1日给孔祥熙的函中写道：“今幸于颠簸流离之中，蒙朝野各方不弃，以实力相扶持，开辟一新局面，以继续其已断之事业生命，试使如期成功，将债务分年偿清，旧债权者与股东，皆可分享其利。”但另一方面，范旭东也深感责任重大，复兴之路坎坷不平，“公司川厂建造工程浩大，决非短期所能完成，其间一切开支依借债而来，危险孰甚。补救之法惟有从开源着手，为此特指定志伟、文达、鸿畴、仲孚四位赶紧详商战时营业办法，提出具体方案，俾便施行。”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永利川厂的建设进度是迅速的。1939年，嵌刻有“红三角”标志的现场指挥部、大型回廊式建筑办公室和试验室，以及被称为“开化楼”“进步楼”的十六幢住宅楼正式建成；这年他们又凿造“百亩湖”，这个湖长达200米，宽50米，深达6米，可储水6万立方米，湖边植树，湖内养鱼，解决了生产、生活用水；1940年，用凿湖时打出的石头建造了总面积8000平方米的“石头房子”，其中最重要的制碱厂和发电厂均用坚硬的石头筑成；1941年，南北纵向、总长221米被誉为亚洲第一跨的机械厂房、总长830米的地下隧道和上万平方米的山洞车间全部建成……

这些建筑造型别致优美、规划合理，远看像是具有西式风格的洋楼别墅。其建筑质量也堪称上乘，七十年风雨不变，巍然而立，是中国近代极为少见的工业遗存。建成后的永利川厂包括“十大单位”：路布兰法碱厂、炼油厂、翻砂厂、机械厂、耐火材料厂、土木工程处、日产40吨半机械化煤矿、500千瓦发电厂、侯氏制碱法试验厂、探井工程处。到1941年底前，永利川厂全部建成，一座新兴的化工基地已经蔚为壮观。

为了纪念这个“新塘沽”的诞生，同时表达“燕云在望，以志不忘耳”的意愿，他们又将厂区道路分别取名为四省路、河北路、青岛路、唐山路、塘沽路、汉沽路、卸甲甸路、大浦路等，1940年10月，永利川厂基本建成之际，“同人于困难中努力建设，备历艰辛，极属劳苦。为鼓励工作起见，业经呈奉总经理核准，各职员不论职级一律每人加津贴三十元。”

肆

战时运输 缅甸至乐山险阻重重

在建造厂房的同时，机器装备的采购和原材料的运输也是拦在永利面前的一大难题。没有机器装备和原材料，建成的工厂仍然只是一个空壳。1940年2月，中国海岸线上的港口基本上被日本人控制，永利只好在昆明设立运输部，转运从越南海防港进口的物资。但不到半年时间，海防港落入日军手里，永利被迫绕道缅甸仰光，经滇缅公路运送物资到四川。但这条路全长3000多公里，沿途险阻重重，没有任何机构愿意承担这项危险的运输任务。无奈之下，范旭东只好亲自赴美国买下了200辆福特牌载重汽车，自办运输，他深知运输线就是永利的生命线。

但自办运输也是困难重重。除了自然条件的险恶外，关卡林立，匪患猖獗；当时实行的是战时统制，政府的腐败也是遍地横行，让车队寸步难行。1941年春，范旭东面陈永利运输的重要性以赢得政府支持以外，又亲赴仰光实地考察，并制订了周密的运输计划。5月30日，永利的第一辆货车从仰光出发，几十辆一组的永利运输车队在漫长的山地林间穿梭，直驶五通桥。在一张老照片中，有这样的一段说明文字，记录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长蛇阵似的车队满载建造国防化工的器材，从缅境腊戌东开，全程不下三千公里，中途要突破海拔二千六百公尺的天险，要穿过滇川两省无数的峻岭崇山，进抵泸州，或舍车登船溯江上驶转入岷江，或原车直放本厂，我们战时运输的任务始告卸肩……”

但不到一年时间，形势急转直下。1942年3月8日，仰光被日军占领；4月19日，范旭东赶赴畹町处理从仰光抢救出的几百吨器材和3500桶汽油，但没有得到政府运输统制局的回应，抢运申请迟迟不得回复。就在他返回昆明的途中，腊戌失陷，他得到了政府发来的一条密令：“自行销毁畹町物资，以免资敌。”5月4日再传噩耗，日军轰炸保山，正在滇缅公路行驶的永利运输车队遭受重创，80多辆汽车被炸毁，车上辎重全数沦入敌手，永利的海外运输通道被全部切断。

抗战进入了最艰巨的时期，永利再度陷入困境。惨痛的损失打乱了“新塘沽”的建设计划，由于国外的装备运不进来，碱厂的建设一度停止，而惨淡经营下的永利甚至到了每人每月只发给白米三斗的地步。这时，范旭东清醒地意识到，企业要发展，必须另辟蹊径，而自力更生、因地制宜的发展思路才是永利生存之计。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永利开始组织职工千方百计搞生产，从凿井采盐卤，到用吕布兰法小规模生产纯碱，以及用植物油裂解生产汽油等，艰难地维系企业的生存，而世界闻名的“侯氏碱法”也正是这一时期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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