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方童年在乐山牛口耳桥的一条小街上我遇见了少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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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方童

1998年，在乐山牛口耳桥的一条小街上，我遇见了少年时期的一名玩伴。她刚刚从技校毕业，返回到了童年时代和父母一起居住的水泥厂，在那个整日轰隆作响的大工厂里延续着父辈们的光荣和梦想。我在16岁以后坚决地甩掉了幼年时想做一名工人的愿望，母亲的哮喘和父亲终其一生无法向理想靠岸的落魄坚定了我不回工厂，宁愿四处流浪的决心。人生的许多感情是需要揣测和遮掩的，而唯有少年时代的情感却坚如壁垒，不需要猜度和玩味。那时候，距离牛儿桥不远正在兴建一个大型的广场，至于有多大我并没有在意，我只是觉得这个广场过于空阔。所有移植的树木还没有真正融入广场的腹部，一些半人高的盆栽植物已经提前安置下来，我和她在广场最初的景物前照相留影。此时，我们都穿着裙子，使我确定相逢的时间是在夏天，而那个广场，上午的阳光早已经开始降临，明亮的光使得周遭更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我看到了自己的细小和广场的庞大。

那时的牛口耳桥和今天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除了高楼的增加和商业气息的日益浓厚外，它依旧保留了最初的样子。但是，上世纪90年代它是一个城市真正的入口，当所有的交通工具驶向牛口耳桥，也就意味着抵达了最终的目的地。现在，牛口耳桥的形象只能是一个驿站了，或许更为形象一点，牛口耳桥是一个闹哄哄的集贸市场，电器、日用、食品，大量的人流每天奔赴这里，然后带着货品再离开。平民的交易与购买在若干年后依然在牛口耳桥上演，只是，购买的物品不同罢了，时间和空间都在发生着转移，但牛口耳桥的骨子里还是一副商人的形态。牛口耳桥的分水岭式地位在2000年以后开始动摇瓦解，当广场兴建到差不多的时候，居于附近的乐山市民把脚步更多地移向广场，聚集起来的人气冲洗掉了这里长达几十上百年的冷落和寂寞。

我曾经目睹过的广场已然草长莺飞，一切鲜活得好像原生的一样。我多次穿梭在广场的大道上，置身于号称西南第一大广场的胃囊，那种宽广无限会被天空的存在消解掉。是的，有什么面积和容量能够敌过浩瀚的天空，人类所赋予的大只是建立在我们的视野之内，给存在一个鲜明的定义只能说明我们的内心潜藏的虚弱。但是，自设的径宽又能给想象带来更多种可能，广场的直径在加宽加长，城市已经开始不再拒绝鸟类的飞临，和植物和生灵毗邻而居，广场给人类带来的福祉首先是大自然的春风化雨。

建筑与广场在某种意义上相互依存，广场提升了建筑的价值，建筑使得广场充满了喧嚣的市井之音。10年的过眼云烟，人类的烟火在广场四周蔓延，商品住房所占有的地理空间远远高于商业用房，人的居住概念超过了衣食行走，多层住宅和电梯公寓围合于广场一周，并向周围扩散，好像给广场戴上了一圈厚厚的围脖。和当初牛耳桥的身份一样，以广场为界，新城和旧城产生了。新旧的差异在乐山看起来并不突然，在现代城市的概念中，高楼似乎约定俗成成为都市的标志，而旧城则被理解为青砖旧瓦，低檐矮屋。遗憾的是，即便这样的约定俗成也未能在乐山体现明晰。古老的建筑在旧城犹如一场逝去的春梦，那些斑驳的痕迹只能是盘亘在屋檐下的低语，模糊不清，胶着一起，隐约现出半张生涩的脸膛。真正在老嘉州生活过的人，如今已经年逾古稀，每个黄昏，他们的身影准时出现在滨河路畔。那是整个城市唯一没有触及经脉的地方，那些滔滔的河水，宏大的声音传送而来，像是一个梦寐，物换星移之中，它们还存在着。

广场是一个可能发生小说情节的地方，包括散文的日常形态。玛格利特·杜拉斯在小说《广场》里塑造的女佣和小贩的形象并不仅仅属于法国。女作家在微暖的阳光下，用一双即将进入睡眠状态的眼睛目睹了一个又一个细微的平民故事，小人物在广场上立即鲜活起来。飞扬的鸽子，用黑色油漆刷得闪闪发亮的欧式铁坐椅，散发出春天气息的花圃，喷泉，那些游走在广场上的小贩，昏昏欲睡的散步人，勾勒出世界各地广场的基本雏形。广场的谈话是隐约而且秘密的，杜拉斯那双惯常发现两性的眼睛此刻也逐渐变得不再暧昧，活着，其实就是一场琐碎而漫长的生命长跑。

广场的属性需要时间来验证，经过漫长而深刻的岁月的洗刷，一些东西沉淀下去，而另一些则又弥漫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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