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作刀枪 每一幅画都是射向敌人的子弹

编者按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四川，在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不遗余力支援前线，抗战文化宣传活动同样如火如荼。“卢沟桥事变”之后，外地文化艺术界人士云集四川，和本地各界民众汇集成强大的宣传力量。美术、话剧、戏曲、音乐等各个领域同仇敌忾，在抗战硝烟中发出黄钟大吕般的怒吼与呐喊，唤醒了民族自觉，提振了民族精神，激励着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义无反顾地走向反抗侵略的战场。

矗立在成都人民公园东大门外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是成都最具代表性的城市雕塑之一，由著名雕塑家刘开渠等人于抗战期间创作。1937年抗战爆发后，大后方四川涌入大批文艺界人士，刘开渠、徐悲鸿等外来美术家，和张漾兮、谢趣生等四川本土美术家一道，直面国难当头、存亡一线的现实，用刻刀和画笔发出艺术家的怒吼，唤起民众的抗敌激情。

川军士兵化身永久的纪念碑

短裤、绑腿、草鞋，手握步枪身背大刀、斗笠、背包，俯身跨步仰视前方作冲锋状……见过“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的人，无不为其蕴含的不屈意志打动。这尊享誉全国的雕塑，也正是全中国抗日英烈的真实写照。

1938年，雕塑家刘开渠辗转到达成都，在此塑造了川军将领王铭章、饶国华、李家钰等人物雕像。1943年，受时任成都市长余中英之邀，刘开渠开始为出川抗日将士塑像。经过层层选拔，外形高大俊朗、曾加入邓锡侯率领的第22集团军出川抗战的中士张朗轩被定为模特。

连续两个月，张朗轩每天背着枪、斗笠，挂着米袋、手榴弹，提着大刀，从督院街走到竹林巷骆公祠。刘开渠一边跟随观察，一边捏泥巴小样，寻找最有气势的瞬间，铜匠江万兴、工头朱木均也加入协作，由四川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采用民间传统铸铜技术翻砂成型，最终以坩埚熔铸法铸成铜像。

1944年7月7日上午，“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成都东门城门洞揭幕。铜像前后摆满花圈，前来致敬的群众络绎不绝。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翌日，举国庆祝，在成都，抗战牺牲者的眷属泪眼模糊地拥到“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高喊亲人名字：“×××呀，你该安心九泉了！”

小县城办起“全国美展”

抗战爆发后，漫画和版画等易于为大众理解、有效传播抗敌主张、方便复制的美术作品，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

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和写作的成都作家郑光路告诉记者，“四川漫画社”在“七七事变”后很快成立，成员包括张漾兮、谢趣生、乐以钧、苗渤然、车辐等17人。1938年1月，“四川漫画社”在春熙路举办“抗日救亡漫画展”，展出《世界和平的捍卫者》《劝夫从军》《敌后游击队员》等160多幅作品。8月，王大化、张漾兮、张凡夫、王朝闻等人，筹备成立了“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前后在成都举办了三次抗战木刻展和义卖。

张漾兮等人还展出了3幅集体创作的大型彩色抗日宣传画。《日寇到处无净土》悬挂在总府街商业场口，《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号召后方同胞支援抗战，悬挂在祠堂街少城公园门口，《平型关大捷》摆在春熙路孙中山铜像面前……成千上万的市民驻足观看。

1942至1943年，“中国木刻研究会”三台负责人谢梓文在三台连续筹组了两次全国木艺展，展出约60幅作品，内容大都为抗日题材。一个偏僻小县举办“全国美展”，其中不乏王琦、李桦、刘铁华等名家作品，引起极大轰动。仅第二次展览，观众就达6000余人次。

张大千张善子募得捐款百余万

“多卖出一幅画，就多一颗射向敌人的子弹，多一份支援国家抗战的力量。”1938年底，著名川籍画家、张大千的胞兄张善子带着80余幅他和张大千的作品赴欧美各国，两年间先后举办100多次画展，共募得捐款100余万元，全部汇回祖国支持抗战。

在日机疯狂轰炸和炮火声中，张善子完成了《怒吼吧，中国》，并在画面右下角题道：“雄大王风，一致怒吼，威撼河山，势吞小丑。”之后，张善子又创作巨幅作品《中国，怒吼了》，上画雄狮怒目狂吼并足踏富士山，图下录有当时流传的抗日宣传歌词：“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谁说中华民族懦弱？请看那抗日烽火，照耀着整个地球……”

外地来川画家，同样创作了大批鼓舞民族精神的作品，并积极卖画筹款支援战事。1943年7月，徐悲鸿到青城山写生，创作了《国殇》《山鬼》等作品，随后在成都祠堂街四川美协展厅举办画展，《愚公移山》《会师东京》《田横五百士》等巨作亮相，观者如潮，盛况空前。

徐悲鸿还携大量作品奔赴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开“筹赈展览会”，受到爱国侨胞的热情支持。著名画家吴作人在《徐悲鸿先生生平》一文中写道，仅仅“在1939年到1942年之间，徐先生将历次筹赈画展所得全部捐献，总额将近十万美金”。

李劼人：右手笔杆左手实业

位于成都东大街和镗钯街之间的崇德里，近年来经过本土设计师王亥打造，俨然成为成都全新的“文化地标”之一。然而少有人知的是，在四川近代实业史、革命史、新闻出版史上，崇德里也是不能绕过的重要标志。

钩沉崇德里的历史，成都著名文学家李劼人不得不提。以创作《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长篇小说而饮誉文坛的李劼人，同样是民国时期颇具盛名的实业家、社会活动家。乐山文史学者郭明兴告诉记者，1927年，李劼人在乐山创办四川省首家机制纸厂“嘉乐造纸厂”，结束了四川长期以来依赖沿海与国外进口供纸的历史。抗战爆发后，作为大后方的四川纸张需求量激增，“嘉乐造纸厂”向省政府经济部申请立案，成立“嘉乐制纸厂股份有限公司”，李劼人任董事长，后又兼任总经理。公司聘请曾留学德国的造纸专业工程师陈晓岚为厂长，马寅初博士为经济顾问，下设重庆、成都、乐山分公司，其中成都办事处便设在崇德里。“‘嘉乐纸\’年产千余吨，纸质柔韧、平整、光洁，被社会各界视为‘上等纸\’。西南各大、中、小学教科书和大部分出版物用纸，均由嘉乐纸厂供应，重庆《新华日报》也曾使用过‘嘉乐纸\’，李劼人办的纸厂为战时文化传播立下卓越功绩。”郭明兴说。

1937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简称“成都文协”）成立，李劼人曾先后担任理事、常务理事、理事长及会刊《笔阵》主笔，积极倡导和组织抗日救亡活动。他利用嘉乐纸厂负责人的特殊身份，在崇德里开展“成都文协”聚会和活动，同时设法为“成都文协”拨款，为《笔阵》捐赠嘉乐纸付印，有时三五十令甚至百余令不等。李劼人还在拟定“嘉乐制纸厂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时规定，每年年终结算时，在盈利项目内可拨出5%作为文化事业补助费。

明星登舞台擂响激越之音

站上舞台“擂响了抗日战鼓”的表演艺术家可谓星光熠熠，既有本土的川剧、曲艺名角，也不乏外地来川的电影、话剧明星。他们带给四川观众的，不仅仅是精湛的演技和动人的故事，更激励和鼓舞了大后方人们心中的抗战热情。

成都剧场明星闪耀

由于抗战期间胶片奇缺，大批影人转向话剧舞台，其中上海影人剧团颇有影响力。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左翼戏剧联盟发动戏剧、电影界人员投入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组成13个救亡演剧队，奔赴前线和后方宣传抗战。在著名导演蔡楚生的倡议下，“明星”、“联华”和“新华”影业公司部分演职人员成立上海影人剧团，由剧作家陈白尘、导演沈浮和孟君谋领导，成员包括白杨、吴茵、路曦、施超、谢添等30余人。

1937年9月23日，影人剧团从上海出发，沿途在南京、武汉、重庆等地演出宣传抗战，12月2日到达成都。成都《新新新闻》以“万水千山到益州，沪上影星耀锦城”为大标题予以报道，在成都观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引起轰动。12月14日，影人剧团在总府街智育电影院正式公演《沈阳之夜》《卢沟桥之战》两剧。

“抗战8年间，来成都演出的剧团有40多个，演出话剧160多部。著名导演有应云卫、贺孟斧、熊佛西、沈浮等；著名演员有白杨、赵丹、舒绣文、施超、谢添等。当时成都发行的专门报道、评论话剧的刊物达十多种，成了中国话剧活动的中心。”成都作家郑光路告诉记者。

本土名角演绎抗战曲目

“小调子作了号召群众的工具，金钱板代替了枯燥无味的演词！”郑光路这样概括川剧、曲艺在抗战时期巨大的宣传作用。

戏剧研究者郭履刚认为，成都舞台上出现过三类“抗战川剧”。“第一类是直接宣传抗战救国的完整剧目，如‘新又新\’剧院编剧刘怀叙的《枪毙殷汝耕》《热血青年》《乞儿爱国》，业余作者杨群编写的《血战南口》《背父从征》等等；第二类是在剧目中穿插宣传抗战的对白、唱词；第三类是与抗战有关的时装戏或借古喻今的古装戏。川剧名家张德成，演出了大批宣扬民族气节的传统戏：《一品忠》《柴市节》《龙凤剑》……”

郑光路告诉记者，曲艺艺人李月秋、李德才、邹忠新等，都曾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罗跃光用《五更盼郎》曲调，编写清音《五更叹国情》刻印成小册子，封面为“抗战新曲”四字。其中有唱词：“鼓打一更里，月儿照窗台。恨倭奴侵中华妄把兵来排……人民任杀害，战区尽遭灾！愿同胞把抗日旗，快快撑起来！”阳青云、阳志青兄妹徒步到成都各县做宣传，以花鼓、金钱板等形式演唱《卢沟桥事变》《华北失陷》《王铭章大战滕县》等抗日曲目。成都扬琴艺人郭敬之、叶南章、廖阿阿、老九等，在提督街“协记茶社”演唱抗敌扬琴新词《王上将胜战殉职光荣记》，听众热血沸腾。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余如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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